麻将1996

当提到台湾电影，杨德昌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在理性思考这一点上，没有哪一个导演比杨德昌发挥得更极致。
《麻将》里红鱼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你只要很有信心地告诉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会感激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怕自己做错事情怪自己，他们宁愿到时候骂别人骗了他们，也不愿意怪自己。”《独立时代》里每个人都在表达观点，“中国人最讲一个情字，钱是投资，情也是投资，友谊就是长期投资，亲情就是族产，爱情，就是高风险、高效率的投资。”甚至在《一一》里，年仅8岁的洋洋，最后也说出一大段老成得与年龄不符的话：“我也老了”。
古希腊人写信常用一种隐形墨水，不在信上撒些碳粉，就看不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信息。看杨德昌的电影同样如此，如果你找到了“碳粉”，撒在他的电影里，你会发现，无论是《海滩的一天》里遭丈夫背叛的中年妇女，还是《独立时代》里出版失败的落魄作家，还是《一一》里每日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份各不相同，然而他们背后，有着被隐藏起来的一个人——杨德昌。他们的困惑，就是杨德昌的困惑；他们的哲思，就是杨德昌的哲思。杨德昌，几乎借了他镜头下所有人之口，表达观点，批判社会。
借人物之口，对于杨德昌来说，远远不够，他还用过场字幕，《独立时代》开宗明义：“台北用短短二十年时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 生怕观众不明白他要开始解剖台北社会。在杨德昌的电影里，“导演”也成为了一个角色，导演本人也参与了剧情，足见杨德昌有多么焦虑与激愤。
愤慨，焦虑，锋利，杨德昌因此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刀，注定要见血的。激愤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杨德昌多次在电影的最后来一场流血事件，不躲躲闪闪的，不知识分子的，真正动刀动枪硬碰硬的。杨德昌是儒者，是知识分子，他能说，甚至有些唠叨。但是，他也有足够的情绪与气概，表现鲜血横流的暴力。

一 少年血

“我知道少年血是粘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苏童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一个叫眷村的地方，栖居着来自四方的带着不同乡音的“外省人”。因为无根，加上热血方刚、暴烈乖戾，眷村的少年们是危险的代名词。在这片土地上，少年血是廉价的，在市井街头肆意流淌。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发生在眷村的土地上。单看片名，很难猜出这是关于一个乖巧少年杀死自己心爱女孩的故事。影片长达4小时，不止一次面对鲜血，比如两个帮派在夜色中的斗殴，比如哈尼的死，比如台南帮的报仇之夜。最沉重的，最浓墨重彩的，还是要数影片最后的少女之死。
影片的最后，在灯暖如橘的街头，少年等着心爱的少女。少女很快发现了他手中的短刀，少女从斥责到转身要走，少年从挽留到失去理智，这些都被安排在一个长镜头里。而这个精巧的长镜头，结束在少年一刀又一刀捅进少女身体上。之后便是一个静止的全景镜头，少年的白衣上，染上了刺目的红，那是少女的血。他看着倒地的少女，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一句一句地喊她“站起来啊”，街上有行人向他们投去诧异的目光。镜头久久不动，杨德昌让观众，也成为了街头行人，远远地目睹了这一幕，血淋淋的一次杀人事件。
 杨德昌以将近4个小时的铺垫，让最乖的少年最后挥出最决绝的刀，让最不可能变坏的少年最后走上最无可挽回的路。“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少女死前的一番话，直接为这次杀人事件作了注脚。与牯岭街其他不良少年不同的是，小四不仅不愿自甘堕落，他还想“改变”其他人，尤其是心爱的小明。小四用短刀对准的，正是眼前不可改变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捅进少女身体里的刀，曾经是一个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杨德昌在片中镶入了这则题外故事，使之成为一个谶语，化作影片的深沉底色。日本女人之死，少女之死，使影片散发着难以言喻的凄美气息。

二 红色成人礼

《麻将》讲了四个小骗子的故事。领头的叫红鱼，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却相当老成，他的骗人理论一套一套，听得人云里雾里，一下子被他迷倒骗去。红鱼无疑是自信的，调兵遣将，八面玲珑，设下一个个骗局，把别人骗得五迷三道。在四人组里，他是中心人物，灵魂人物，像一个窥探到父母房间秘密的小孩，他早早接触并学会了成人的一招一式。
他父亲以前行骗是为了赚钱，红鱼自己呢，每日精心布下骗局，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是为了证明。证明自己长大了，证明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父亲的自杀，对于红鱼来说是致命的，他以为自己长大了，他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以为自己洞识别人的想法，他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这个社会，他以为的一切，被父亲的死否定了。
于是《麻将》的结尾有一场赤裸裸血淋淋的暴力戏，红鱼一枪又一枪地朝老邱开枪。老邱多么无辜，他既不是绑架过纶纶的黑帮老大，又不是曾经骗过父亲的Angela，死得太没有道理了。红鱼那一刻需要的不是一个正确的报仇对象，而是一个宣泄口，他心中信仰彻底崩溃后，急需一个宣泄口。一枪又一枪，砰，砰，砰，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更鲜血淋漓。
是的，在我看来，红鱼在杀人的时候才真正长大了。这是个红色的成人礼，他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无知，开始接触到更庞大的未知世界。这个世界复杂危险，光怪陆离，你算计我，我欺骗你，永远都有机关算尽的Angela们，残忍凶暴的黑帮老大们，老奸巨猾的老邱们；马特拉这样纯洁的女孩少之又少，而红鱼自己居然还打算拐骗她去卖淫。
不安、羞愧、困惑、恐惧、亢奋，这些情绪向他涌来，冲击着他，他无可控制地打出一枪又一枪，发泄自我。当然，他在宣泄自我的同时毁灭自我，最悲壮莫过于此。
《麻将》发生在台北，在新世纪最有钱的都市里。杨德昌想告诉观众的是，即使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台北并不比一九六零年的眷村更文明：这个大都市里，每日都有拐骗，卖淫，斗殴，仇恨，绑架，杀人。杨德昌展示了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因此他用暴力与血，来代替秩序。

三 恐怖中年

如果说少年血是鲜红刺目的，那么人到中年，流出来的血想必是暗红的。少年人张扬冲动，鲜血也流淌得激越；中年人的血，则浓浊得化不开。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讲述了少年，《恐怖分子》则探讨了中年。少年人不必为“生活”劳神，他们只需考虑“传奇”或“故事”；中年人则相反。与少年人普遍的冲动狂热不同，中年人早已把冲动欲望压抑在心里，为生活而营营役役，成为一个被动软弱、苟且偷安的庞大群体。而那些蠢蠢欲动的，就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里谁是恐怖分子？是片头那桩悬而未决的案件的主谋，还是带着小刺刀四处捅人、打恶作剧电话作乐的少女淑安，还是不甘过平凡生活、梦想成为作家的中年女人周郁芳？或者是，因渴望升职而不惜出卖朋友、因想挽回始终不爱自己的妻子而铤而走险的中年男人李立中？
《恐怖分子》是有两个结局的，一个是李立中杀死了上司和情夫，一个是李立中孤零零地自绝于肮脏的厕所里，鲜血滴滴答答流淌。
另一种观点是，结局只有一个，所谓的第一个结局，只不过是梦。而我却更愿意相信，这是导演提供的两个版本的结局，前一个之所以处理成“梦境”，那是因为现实中不可能出现，而导演暗地里希望它发生。此片中有一个小细节，淑安和摄影师在暗房里打赌屋外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拉窗帘，是黄昏，二人齐声说：你输了。就像黄昏的暧昧不明一样，这一场杀人事件的对错真假也显得难分难解。
这让我想起金基德的《撒玛利亚女孩》的结尾，杀了人的父亲，将做妓女的女儿亲手掐死在怀里。然而镜头一跳，观众发现这只是一场梦，最终的画面是父亲自首，女儿踉踉跄跄地开着车跟在后面。
同样是用一场梦，将影片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不同的是，金基德尚且提供了一个还算光明、还算有希望的尾巴，而杨德昌，无论是哪一个结局，都注定有人受到伤害。这一个复杂沉重的故事，要有鲜血作为收尾。这就是影片的“恐怖”之处——死亡成了唯一出路，流血成了必然事件。



《独立时代》的英文片名为A Confucian Confusion，即“儒者的困惑”，杨德昌本人，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儒者。影片里的暴力流血事件，体现了儒者杨德昌逼人的血气。
正面暴力，又不止于暴力。杨德昌表现暴力，不是为了刺激或者增加可看性的，与他一贯的理性思考一样，暴力已然超越于暴力，有着导演更深层的意义。在影片中，杀人者往往都不是真正的恶人，相反，杀人者正是需要关怀的弱者，比如眷村少年小四，比如得不到父爱的红鱼，比如正值中年危机的李立中，“杀人”这一举动，是他们内心愤懑的悲情释放。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愤怒，不惜杀人？杨德昌的解释是——社会。
谈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创作时，杨德昌说：“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在那个时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现在就是社会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从被称为前传的60年代，到新台北时期，杨德昌对于现世社会，一直抱着比其他台湾导演更悲观的态度。即使经过二三十年发展，台北业已五光十色繁华热闹，而他的目光总会投向暗流涌动的那一面，他看到了社会怪诞荒唐、病入膏肓的那一面。杀人，是一种反抗的行为，是不肯同流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未必合法。在无序的社会中，或者说混乱已经代替了秩序的社会中，杨德昌选择了不合法的暴力行为，他对这个社会的愤怒与怨恨，在电影里化作了真刀实枪，一枪又一枪，对这个社会进行射杀；一刀又一刀，捅进这个社会的心脏。
现世社会如此光怪陆离，像一道难题，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有人视而不见，有人避而不谈，更有甚者选择同流合污。“结尾处的暴力流血事件”，则是一种杨德昌式的解题方法。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看清了社会，却不肯视而不见，他选择用最决绝、最激烈的、最不知识分子的方式去敲响警钟。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傻子。
——这年头要出人头地，要动的是脑筋不是感情，要想害别人，就害他动感情。
——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只要你去告诉人们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一定会相信你，这样我们不就发了！

看完麻将，杨德昌再一次奠定了在我心中华语导演No1的地位，虽然他的八部片子我至今只看过四部。杨德昌对城市认识之敏锐深刻，角度之冷静犀利，令人叹服。
早在1983年，罗大佑就在歌里唱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我们的小时候或许不会明白这句嘶吼的歌词代表了什么，可是现在，当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更多的人会明白这歌里所包含的无奈与悲怆，更多的人会对杨德昌电影里的台北产生深切的共鸣。

红鱼
红鱼就是他自己口中“最不要脸的国度里最不要脸的人”的最不要脸的儿子，四人集团的头脑。他自认为深谙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老爸，我太了解你们这群老XX了!他继承了父辈所有的虚伪奸诈和冷漠，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全台湾没有我搞不定的事。
在红鱼眼中，只有两种人：骗子和傻子，他骗钱的把戏是告诉别人要什么，他处事的原则是不动感情。
红鱼以为知道别人要的是什么，他信奉父亲的骗子哲学，他自以为看透了这人生，可是当他看到父亲与情人双双自尽倒在地板上，当他看到父亲终其一生追逐的即他现在正在追逐的一切变成了返璞归真后的虚无，当他看到父亲用死亡这种最决绝的方式来表示对一种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的渴求，而这种渴求，恰恰是他所唾弃所无法理解的时候，红鱼的信仰彻底崩塌。
看着父亲与情人的尸体，红鱼的困惑是在这个城市里，是否还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是亲情，爱情，还是理想，追求？或许，这已经不是红鱼一个人的困惑，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惑。更为悲哀的是，如果不是父亲用死触动红鱼，红鱼根本不会产生这种困惑，因为我们生来就认为金钱可以购买一切是理所当然的真理。
听着老邱继续兜售骗子和傻子的哲学，红鱼把这一切的困惑与不安转化为对这个社会的愤怒和怨恨，枪杀了老邱。
一声一声的枪响击打着你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孩子。这就是对我们冷漠无情的存在方式最致命的报复。
酒吧里回荡着那首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
在浮躁的城市，有多少人可以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背后看到人生原本质朴的面容，又有多少人可以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过后体味到人生本不该有的虚妄滋味。

香港
少年杀人事件里长大了的张震扮演帅哥香港，负责勾引女色，然后将其诱奸继而轮奸，满足小集团的生理欲望。
如同他充满物欲的名字，为了金钱，为了阴谋，为了自己和同伴的性欲，香港沦为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性工具。
为了实施红鱼的报复，香港又一次以性为诱饵勾引老女人安琪儿，却被安琪儿带来的一群老女人当成了享乐的性玩物。猎艳高手香港戏剧性地变成了他人的猎物。
面对三个老女人，香港突然伏地痛哭。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压抑漆黑的夜空。是屈辱，是悔恨，是报应，还是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最荒诞的注脚？

牙膏
坚信跟女人亲嘴会倒霉的牙膏，扮成小活佛，与人预测未来，通过制造不测加深人对他的信任，进而进行敲诈。
没有忧虑，没有伤心，没有恐惧，简单，暴躁的牙膏，比有头脑的红鱼更为可怕。因为他真正做到了没有感情，甚至没有了对自我的感情。
所以，牙膏刀枪不入，没有弱点。
所以，红鱼杀人了，香港崩溃了，只有牙膏留下来向更为年轻的一代人继续传授着他冷酷的方式。
是否，在这个物质与精神日趋分裂的城市里，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才是对自我最讽刺的保护？

伦伦
敏感善良的伦伦是这个昏暗冰冷的城市里一抹暖色。
在红鱼眼中，伦伦应该算是一个半傻子了。来台北寻找真爱的巴黎少女马特拉显然被划归为傻子。
伦伦不想看到马特拉被红鱼诱骗为卖淫女，私自将其藏在自己的家中，阴差阳错两人又被绑架。直至影片的结尾，失落的伦伦退出了小集团，一个人冲出房子寻找马特拉。回首之际马特拉款款走来，两个年轻人在台北灯火迷离的街头深情拥吻。
这是杨德昌给我们的两个傻子的胜利。
这是杨德昌给我们的最后一丝若有若无的希望。
拥抱过后的两个人何去何从，谁也无从知晓。
只是此时此刻的他们，似乎真的明白了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麻将
麻将是四个人的游戏。
片中的麻将搭子是红鱼，香港，牙膏和伦伦。
麻将是中国人的游戏。
一盏灯下，烟气氤氲，勾心斗角，消磨时光。片中的粗口连篇，生存哲学，虽在一海之隔的台湾，听来看来却依旧亲切熟悉。
麻将是个赌局，赌的是钱。
台北这个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赌场。经济起飞带来了无限种可能性，却简化了这种可能性的终点：金钱。夜色中，老骗子，小骗子，本土骗子，洋骗子，妓女，嫖客粉墨登场，机关算尽，嬉笑怒骂，只不过为了一个钱字。
麻将是一场角逐，是一场有游戏规则的角逐。
每个人都在猜测别人手中的牌，每个人都想知道别人要的什么。而真相却是：不到最后一刻，你不会知道别人要的是什么，你所能把握的只有知道自己要什么。
整部影片都没有出现麻将，却用麻将作为片名。
只此一个名字，便轻松瓦解了一个台北的繁华：别人要什么，你永远不知道。

城市化进程中的失落与反思
我一直认为，杨德昌的电影远远超出了对所谓残酷青春的刻画，而上升至对一段历史一种社会生存状态的剖析与反思。
在现代西方文明和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冲击之下，我们的民族正凸显出前所未有的新的危机。传统文化及其所依附的道德伦理规范被一步一步啃噬殆尽，对利益的赤裸裸的追逐失去了本该有的社会约束力；而新的文明却无法根除民族的劣根性和愚昧性，反而加深了生存的迷茫：不知道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台湾经济先于大陆起飞，麻将纵然已是1997年的电影，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恰显得合乎时宜。麻将这一场游戏，已不再是一场梦，而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残酷现实。
台北，北京，上海，香港，东京，纽约，当所有的城市都变成了一种模样，当所有的城市都带着一种表情，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使用英语就可以交流，无论白昼和黑夜，都是那么嘈杂和拥挤，充斥着生生不息的利益的气味。我们古老的民族，在接受了西方工业化文明抛却了五千年的负累之后，突然间失去了一个健全社会本该有的道德伦理防线，让所有的欲望长驱直入。
——贫穷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都很有钱，十年后这里可能会成为世界的中心，将来的西方文明将在这里繁荣。有趣的是历史的讥讽，19世纪是帝国主义的繁荣时期，21世纪也是那样。
杨德昌借一个外国人的口说出了他对一个民族命运的堪忧。我想，让巴黎女孩马特拉成为拯救伦伦的天使，或许表达出杨德昌对未来某种可能性的思考：我们能不能借助西方文明先进性革命性的一面来重新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文化？就像片尾马特拉和伦伦的深情拥吻，在全球一体化浪潮推进下，我们怎样才能寻找到与西方文明，与整个世界融合的契机？
可惜的是，杨德昌先生已仙逝。作为台湾电影一个时代的终结，再难有如手术刀般将社会层层剖开，血淋淋地给你看的华语电影，充斥人们视野的满是不痛不痒的娱乐片和偶像剧。我们的民族文化何时才能再一次迸发真正的活力？
爱之深恨之切，愿杨德昌先生死得瞑目，愿这个时代不辜负所有有识之士的一腔热忱。

一切从《一一》开始。

杨德昌，将城市的概念又重新讲了一遍，用灯和玻璃。反光。那是不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又有多少实事？早已老去的每一个人，永远无法握紧的每一只手。

侯孝贤不靠说，他用眼神。和他对视久了，你会发现自己心中痒痒的，可也一样，是说不出的。杨德昌靠说，靠讲，但讲的时候他不看你。讲着讲着你会发现自己已被他看透，已无话可说。

然而还是说了，和很多人一样——

《麻将》就是一个孩子，早熟的孩子。早熟的孩子一天喝了一点酒，一下子兜不住心中的好恶，通通倾泻了出来：指着你哭啊闹啊，说他她它不好，喊他她它好~~~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到了没有！！你们这些“大人”！！！你们就这点把戏！！！！你们就这点把戏！！！！！

我被这个孩子吓着了，真的。怎么可以这么直露？怎么可以这么武断？直中心底最软的防线。可你还是个孩子啊，你又有什么不是把戏的“把戏”手段来对付这个“把戏”的世界吗？难道是用人之大限道别这个世界吗？那是放弃，一种永远的醉。

《麻将》中张扬的青春的无畏和鲜活连同那同样张扬的伤痛和绝望，让人心碎。

这似乎不是那个内敛而顿悟的杨德昌啊！

可当我低下头，将视线从上升的字幕转到碟片封套上夜景中两个年轻人侧影下面的“麻将”二字时，怔住了！不是，全不是影评上说的什么四个人“三缺一”似的解读，不是。

麻将怎么玩呢？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幺鸡还是八饼，然后等，等运气！我的七条可能是你想要的，我不知道；你手里的六万决定了我的定数，你也许已算到。然而当你真正扔出六万时，我可能已改听七饼，因为桌面上可能已经有三个六万了。你看不到别人的。唯一的事实是：别人要什么，你不知道。

只一个名字，杨德昌才是杨德昌。就像《一一》。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麽。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麽就对了。知道为什麽吗？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

　　红鱼挥舞着手臂对轮轮说。

　　于是，他告诉那个女孩，她要的是“香港”，她要的是爱他，所以她就应该做香港让他做的一切事情。女孩点点头，问：“真的吗？”红鱼比她更肯定的点点头。于是，女孩就义无反顾地爱上了“香港”，义无反顾地为了四个男人脱下了内裤。

　　于是，红鱼坚持着自己的观念“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要什麽！”他说他可以骗人，他动脑子，却绝对不投入感情，这样他就不会失败了。他去告诉别人他们到底需要什麽，并借此赚钱。他就是这样活着的，一个告诉别人他们需要什麽的人，也就是——骗子。

　　他以为他活得很成功，他可以赚钱养他的三个朋友和他自己，他们一伙儿。可是，最后呢？马瑟不相信他了，轮轮不相信他了，“香港”反而被安琪儿一伙儿玩弄……而他自己呢，在父亲和女教师双双自杀之后，愤怒之下枪杀了安琪儿的“情夫”。

　　杨德昌是一个可怕的人，下午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在这样说着他。他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冷冷得看着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他把这个世界的真实一刀一刀的解剖来给我们看，让我们看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温情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麽。在他的电影里，人们都是那样的孤立无助。于是，人们用谎言，用信誓旦旦的真诚背后那双冷酷的眼睛来拥抱别人，来孤立别人，保护自己。

　　可是，他还不够残酷，他最后总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真情的存在。所以，才会有《独立时代》里边最后那个邀请；才会有《一一》里边，一一给奶奶的信；才会有这部《麻将》里边，轮轮和马瑟的拥抱亲吻。看他的电影，我都会捂住胸口，被他震惊到竟然无法感觉疼痛。我只会颤嗦，只会害怕，只会被深沉的绝望拉下悬崖。可是，他最后，总会拥抱着我，把我重新放回地面，然后轻轻的抚慰着我，让我眼睛里便重新燃起希望的星光。

　　麻将，是中国人的游戏，是——“国粹”，还记得钱钟书《围城》的开头一幕便是麻将。中国人喜欢这个四个人玩的游戏，慢慢悠悠，在勾心斗角中消磨时间。每个人都在猜别人要的是哪张牌，都在想自己要的是哪张牌。还记得我陪外婆他们搓麻将的时候，有个老太太总爱问我：“你到底要什麽阿？”我当然不会告诉她，其实，多半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听牌。在杨德昌的电影里，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在一起搓麻将，而且不到死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听牌”的，于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麽。

　　“红鱼”和他的父亲一直在告诉别人他们要的是什麽，可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麽。他们忘了问自己这个问题，他们忘了自己除了钱其实还需要的东西。父亲最后用死来告诉“红鱼”，他除了钱，他还需要爱情。可是，可笑的是，这群年轻人中，没人相信爱情的存在，他们只相信和女人亲嘴了之后会“衰”！这很可怕，也很可悲。

　　我们到底要的是什麽？是钱？是爱情？是亲情？是友情？还是别的什麽？在杨德昌的电影里，他们最后看到了。他们要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他们要的是真情。可惜，只有轮轮是幸运的，他最后把马瑟拥在了怀中。“小活佛”对轮轮大吼大叫，轮轮看着他：“你吼我，是因为你需要我！……马瑟她也吼我，难道她也是需要我？”他转身走了出去。

　　在杨德昌一贯不变的镜头中，人们表现着这一切，所有的一切。他不用花哨的镜头切换，他不用高科技，他甚至从来不用近景、特写，他不推镜头，不拉镜头。但是，他却一样把人物的每个细节，整体形象让我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把我震在当场。这个人，太可怕了！他在狠狠的嘲笑了我的自欺欺人之后，又把市井的喧闹放在字幕的时候做背景。他让“香港”的哭声越过流光跃彩的夜晚台北都市传到了轮轮、马瑟被绑架的现场；他竟然让空荡荡的房子里“红鱼”的哭声一下子在变黑了的画面中被大街上汽车里马克的笑声压倒；他竟然让“红鱼”枪杀了邱老板；他竟然让马瑟如我幻想的一样走下马克的汽车去寻找轮轮；他竟然到了最后还给了我一个童话故事，一个睡前童话！他竟然敢这样来我瑟缩在沙发中无力的绝望着，他竟然敢最后还给我一丝希望！他竟然能这样拍了一部电影，他竟然能只让麻将在电影中出现了一次却把电影叫做《麻将》！这一切像是一个笑话，而我被他嘲笑了一把！

　　可是，他就是做了，他就是拍了这样一部片子，一部叫做《麻将》的电影。其实，他已经很温和了，相对于他的《独立时代》他已经很温和了。他不会让我们只坐在“Friday”的酒吧里了，他会让我们站在大街上听叫卖声了，他把孤独的咖啡换成了热汤面的温热。只是，他却一遍一遍的从电影里边冒出头来指着我的心口，问我“你到底想要什麽？”仿佛突然出现的黑底白字的字幕，我张口结舌，无从回答。

　　连字幕都完了，电视上出现的只有vcd的牌子了，我却坐在沙发上，依旧捂着胸口，感受着恐惧对我的折磨。只能是恐惧，对未知的东西，我只能感觉到恐惧，软弱的恐惧。喝了两杯凉开水，我才惊魂未定的坐在电脑前，随手打开一张图片“世界上最恐怖的图片”，居然是一堆完整无误，热气腾腾的“shit”！

我从没有打过麻将。不是自视清高，连大观园里的黛玉都会吆五喝六地猜拳行令，何况我这样泥捏的骨肉？只是觉得不过都是无聊时的消遣，暇时和朋友开开拖拉机也就够了，所以一直懒得学它。看了杨德昌的《麻将》，才晓得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麻将桌支起来，围坐开打，竟渐渐露出狰狞残酷的面目来，以人为牌，勾心斗角，欺诈利用，直至血肉相搏，生命尊严作了筹码，天地不仁，人早已互目为刍狗。这一局麻将，岂止搭上了几条人命？简直就搭上了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的美丽未来。

关于《麻将》的故事，看过的甚或打过、经历过的人，不会比我知道的少，用不着我再来清汤寡水地描述它的规则，它的开始、过程以及终局。我想说的只是从一个局外人的眼里看见的它的残酷和荒谬，那些起初以为一切皆在掌握中的人，旁若无人地坐下来，洗牌，摸牌，开打，结果却发现没有什么是自己可以完全把握的，这个世界的麻将游戏，冷冷地戏弄着每一个人，自以为玩得最溜的人，最后会伤得最深。

杨德昌的手术刀，又一次从最柔软处下手，几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台北暗夜的霓虹，青春伤口被无情地剖开，绝没有现在的都市人病态沉溺的暗地妖娆、诗意颓废，有的只是胎死腹中的童年，未曾绽放即已凋萎的青春，腐败的气息在夜风中悄悄传送。

那只是一群孩子，却要与成人世界游戏，并且自以为比所有的成人都知晓游戏的秘密，到头来，终有些无法了解的事横亘于前，那一张张年轻的脸，愕然，扭曲，绝望，只有靠暴力来寻找解脱，鲜血四溅，青春终结，这个社会的青春期一天比一天提前，直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已成年。而红鱼的那三句格言，将成为所有新人类新的圣经——

不要动感情，只要动脑子。要用你的脑子让别的人动感情，那他们只有听你的份儿。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如果告诉他们要什么，他们只会对你感激涕零，任由摆布。

世上的人只有两种：傻子和骗子。骗子骗傻子，傻子甘愿被骗。

可是，到了游戏的最后，红鱼自己都已经憎恨起这些让他成为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强者的教条，以及曾经把它们传授给自己的父亲，如果他知道谁第一个发现了它们，我想，在一声凄厉的长嘶中，他一定会用轰死邱董的那把枪，把那个混蛋打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世界毕竟不是钢铁丛林，在幽蓝冰冷的金属光泽中，有微弱的橙光在忽闪，等着与他们相遇，或者无情地掐灭它，在黑暗中无尽沉沦；或者小心呵护，终有一团火轰然亮起，照亮某个灵魂，或世上的某个角落。

牙膏是四个人中最为无心的一个，直接，嚣张，可是仅仅因为艾丽丝的一吻就气得暴跳如雷，再也不碰这个差点让她变“衰”的女生。感情在他身上是永远阙如的，甚至伤心，甚至恐惧，吝啬到不能够为自己付出。就是这样的孩子，游忍有余地骗人，却只是动物性地生存，连人最基本的心智都不具备，最简单的交流都不会。当电影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在明亮的街灯背后，刀枪不入的他又在向着装更为怪异、更年轻的同伴传授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

高大英俊的香港，正像他那个物化的名字，他本人已经物化为性工具，为了钱，为了报复，为解决同伴的性欲，四处下饵，以色相诱人，甚至不分男女。他总是成功，因为他的漂亮，也因为不动感情，他没想到的是，还有比他更聪明、更不动感情的女人，把他当傻子、当笼鸟来玩。面对那三个成年女子，香港伏地大哭，无助而年轻的声音穿透整个世界的黑暗，镜头在台北水泥森林的夜空盘旋，好像突然一脚踩虚，雁足空悬，17岁的香港要重新经历一片空白的童年。

如果没有父亲的跑路和死，红鱼应该会成为一个比他父亲更卑鄙也更有钱的骗子。他有脑子有胆识，17岁就养得起一班朋友，天生具备领袖气质，一切尽在掌握，甚至可以鄙夷和教训父母。可是他所有教条的传授者就突然背弃了他奉为圭臬的一切，用死向他打开了一扇他从未曾涉足的门，门里透过的那道光眩目强烈到让他的世界瞬时崩溃，全部信条突然落空，世界成为一个恐怖的黑洞。“老爸，你怎么这样告诉我！”要用死亡来证明另外的规则，这个已经习惯了欺骗和不动感情的孩子怎么能够？鲜血染红了白墙，他对自己举起了枪。杨德昌的镜头一改急促和近迫，在狭小的房子里慢慢上升，俯瞰着这个一下子变得这么软弱的孩子。如果还有人说杨德昌只会狠狠地解剖和批判，这时，你会触摸到他内心的道道伤痕，看见他的满脸悲容。

身量瘦小、有孩子般表情的杨德昌，却是华语影坛一把最为犀利、最有济世热肠的手术刀，他的镜头从未离开当下，他说，他拍悲剧是出自关怀，希望人们在银幕上的悲剧里找到现实人生的止痛剂，不要有太多期望，以免期望落空后要承受的痛苦会更多。看他的电影，不会感动得你热泪盈眶，那种带血的关怀让你像红鱼那样震惊、绝望，然后在绝望里看见一丝异样的微光，找到新生——如果一切都还来得及。

所以，再也不用理会会不会变衰，还是接吻了，少男少女忘情相拥，杨德昌的希望也是如此直接，不懂含蓄。随波逐流的伦伦没有失去自己，最相信爱情的是异国的少女，来自异邦的真爱盛开在台北的街头，这份希望对黄皮肤的我们，却仍然有着一丝遥远的漠然。

在屏幕又一次变黑的时候，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毕竟，仍有希望。

看过《麻将》，我无端想到那些在这个感恩的时代拍着些“关怀普通人情感”、“和平永恒”的电影的导演，这是个有选择的时代，有人愿打有人愿挨，他们尽可以去拍，去煽情，去媚俗媚雅，或感天动地，或义正辞言，用批判来颂扬，用眼泪赚取同情，但请他们不要动不动就祭出“关怀”“人道”的幌子而用散发着伪人道的僵尸气或意识形态臭气的电影来蛊惑观众，制造新的教条，如果那样，杨德昌尽可以像红鱼用枪指着邱董那样用摄影机对着他们喊：给我闭嘴！可是我想，经历了《一一》的杨德昌可能是不会那样喊了，而是抱以落寞、无奈的一笑。那么我，还算年轻，在需要的时候，还有没有向世界呐喊一声的血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