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女人们的入伍通知单

      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收编三万日本兵，这是一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这些各种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件允许时发还。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有日籍老兵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这些奖章。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本文选自2006年第26期《凤凰周刊》，作者傅乐平。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上述讲话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不过，它曾很长时间几乎不见诸国内报端，沉寂近30年后，这段话背后的历史逐渐为人所知。而我则无意中扮演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并与部分当年四野的日本老兵成为朋友。

　　四野原来曾有日本兵

　　1990年4月，我时任陕某师政治处主任，一天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参加接待从日本来的“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
　　日本人到中国回娘家，而且是回解放军的“娘家”，我当时一头雾水，不得其解。我虽然喜欢阅读部队战史和报纸，但从来还不知道有日本籍官兵参加解放战争。
　　当时一起参加接待工作的有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吕兴元，还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院长张宝林，副院长尚兴禄。接待的代表团成员名单是：团长中村义光，副团长福山三利、平野丹通、秘书长、若生爱子，团员本间雅子、幅敬信等，共17人。
　　原来他们几乎全是在第四野战军10纵工作过的医生、护士、宣传队员。代表团的成员大都参加了四平血战，三保临江，四下江南，林海雪原剿匪，黑山阻击战，锦州战役。尔后四野百万雄师入关，他们又参加平津战役，百万大军下江南，一直随队打到海南岛。而张宝林和尚兴禄当年就曾和日籍战友一起工作过。
　　1953年起，这些四野日籍老兵陆续开始以日侨身份归国，37年后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当年老部队的番号早已变更，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演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我所在的部队即是10纵前身，这些日籍官兵到我们部队，当然算是回娘家。
　　我们负责接待的代表团，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次由原第四野战军原日籍官兵自费组成的旅行团。因此史称“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
　　据有关史料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粗略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梦中常被惨烈的战斗惊醒

　　访问团从上海入境，探访路线首先是四野南下时征战的旧地：长沙、宜昌、荆门、襄樊、沅陵等旧战场。然后再北上转到东北的白山黑水，那里是他们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四平、沈阳、长春、敦化、大连、开原、锦州、黑山。
　　这些离开中国几十年的日籍老战友尽管都仍操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分别近40年，他们身上日本民族含蓄、内向和彬彬有礼的节制，是很容易一眼把他们与周围的中国人分出来的。
　　但是，随着这批老兵离自己的娘家越来越近，他们身上当年打下的中国烙印就开始一点点泛上来。部队安排他们到工作、战斗过的原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进行40年后的回访。成员个个事先郑重其事地准备一番，身挂奖章、勋章、衣着整齐、精神抖擞。当走进医院，看到数百名身着白衣的医生、护士手挥鲜花、彩带热烈欢迎老战友高呼“欢迎老战友回娘家”时，访问团成员个个热泪盈眶，有几位女团员扑到欢迎队伍中的女战士怀中，抱头痛哭。
　　爆发的顶点则是在某部钱树根军长、宫永丰政委主持的欢迎宴会上。当时主客突然放下酒杯，集体起立，情绪激昂泪花滚滚地唱起当年最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幅敬信和几位女团员还干脆离席在空地扭起了东北大秧歌。
　　代表团的伤心地是黑山阻击战烈士纪念陵园。黑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战场，也是他们生涯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当年，仅二所三天三夜就抢救医治了2000多伤员，许多日本藉医生、护士三天三夜没合眼，吃饭都在手术台上。
　　代表团中的本间雅子永远面带微笑，举止优雅，像是演员或大学教授出身。她当时除了做手术外，还多次为危重伤员输血，被称为“万能输血者”。据介绍，医院几乎所有的日本医生和护士都给伤员输血。
　　雅子回忆说：“那时三天三夜下来，每个人躺下就不省人事，人累得像死人一样，看着断肢少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的伤员，马上又挣扎着起来也要去抢救生死与共的战友”。几十年后，这些日籍老兵与当年幸存的老战友重聚这无数战友长眠之地，相拥号啕大哭。
　　代表团的老战友向我这后辈介绍说，只要一想起黑山阻击战，耳边就响起子弹炮弹的呼啸轰鸣。团长中村义光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些惨烈的战斗场面，回日本后，睡觉常常梦中惊醒”。

　　中村义光与“四野回想会”

　　代表团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团长中村义光，这个温和朴素的小老头，在中国期间总是精神矍铄，充满昂扬的精气神，从未见他疲倦过，在代表团成员中非常有号召力。所以对他的经历特别好奇。
　　和中村先生熟悉并保持常年通信往来后，逐渐了解了他的经历：1944年3月，中村被征召入日军，1945年8月，任日本关东军7352部队的少尉，听到日本投降消息，中村与10多名不愿向苏军投降的日本兵逃亡到吉林敦化，寄身于一股流亡日军与当地土匪合伙组成的武装，1946年3月，“八路军”(民主联军)进驻当地剿匪，这股流亡的日本人再次面临选择，经交涉，决定交出武器，并留在队伍中。
　　中村不懂医务，所以在四野的卫生部门长期担任会计工作，但在战争中却立了3次大功、3次小功，这即使在一线作战部队也不多见。全国解放时，中村因表现优异，上级一度准备发展动员中村入党，后因考虑到中村将来要回国而作罢。
　　1949年，只是连级(大尉)干部的中村，在组织关照下与同在卫生系统的近藤清结婚，当时部队中只允许大校以上才可结婚，所在的医院破格提供了中村夫妇结婚的一切方便。
　　1954年5月，中村夫妇携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女儿返回日本，在县政府谋到一份公职安顿下来后，中村开始力所能及地为那些回到日本谋生不便的老战友提供帮助。
　　1967年，鉴于当时回国的日本老兵生活都已安定，但留恋在四野时期形成的团队认同感却越来越强烈，中村率先开始联系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四野老战友，发起组织了“回想四野会”1970年3月，在富士宫市举行第1次正式成立会议后，“回想四野会”便每年1次地在日本各地轮番召开。
　　“回想四野会”最初会员达600余人，由于病、亡，现在只有120余人。1980年以后，为确认会员及报道中国老战友的消息，中村义光创办并发行了1年4次的“回想四野会报”季报，成为紧密联系往昔战友的纽带。
　　“回想四野会报”不但记叙会员们的活动和战争回忆，还积极评论时事热点新闻，尤其是关注如何加强中日两国的友谊。
　　中村义光除了发起“回想四野会”外，还组织了中日友好会、解放奖章授给事务局，并长期义务从事日本在华遗孤的寻找救济工作。

　　日本司机被选去为毛泽东专列开车

　　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
　　他们当中最多的是医疗行业人员，东北1946年初就发生内战，急需医护人员，当时国共双方有日本侨民移送协定，后来发现，共产党方面移送过去的日本侨民不少被国民党军队留用，于是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事实上，共产党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从军追随四野一路征战，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建国3周年时，天兰线提前8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修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吉冈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吉冈宽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今天，他依然将之视为此生最大荣誉。

　　我们为青春留在中国而自豪

　　中村先生在自述中坦承最初留下来并非情愿，只是因为别无选择的临时之计。尤其是并未打消对共产党的疑虑和恐惧。中村和那批加入中日混合武装集团的日本人被四野收留不久，因朝鲜族战友的揭发，那位曾担任土匪头目的前日本军官被枪决，不熟悉共产党政策的中村和另外两名日本人因恐惧而一起逃跑，但很快被追回。
　　民主批判会上，朴素的中国战友们纷纷主张应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处决，但当时的机关卫生部的首长伊海的一番话救了他们的命，也彻底改变了中村等人的看法，伊海说：“日本同志是不同国家的人，人情，风俗，习惯也不同，在语言不通的环境里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稍有误解便会给他们带来不安。指责他们的同时，更应该给他们反省的机会，让他们为中国革命发挥更大的力量。”
　　当年留下来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日本籍官兵，像中村一样非情愿的恐怕在多数。建设天兰线的铁路技术人员在中国刚解放时，就曾强烈要求回国，甚至发起了联合署名的“归国运动”。后来开出有固定住处、设立日本人子弟学校的保证，他们才安下心来。
　　但是，随着成为新中国建设者的一员，日籍官兵的情感完全与他们中国的战友融为一体。参加天水铁路建设的日籍人士回国后的第二年，便成立了“天水会”。
　　一位名叫小木曾博子的护士回忆，朝鲜战争暴发，她所属的部队奉命从湖南开赴丹东，但所有日本籍战士一律在原地待命或转到地方建制，14岁就参加四野征战全国的博子想不通为什么她就不允许跟随部队转移。
　　几乎所有归国日本老战友都会在回忆中强调当年解放军的纪律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日本媒体。
　　中村义光今天还能熟练地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旧日本军队也有类似的纪律规定，但从来不像共产党军队这样当真。而且，经历过日本军队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厉的体罚的人，再加入共产党军队，会有异常巨大的反差感受。
　　与中国相似，当年大量日本人参加解放军的历史也是近些年才被正面关注，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被留用的日本人》专题片，被采访到的当年解放军老兵们，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那段历史时，几无例外的回答是：现在我为参加了中国革命而骄傲，为青春奉献给了中国而自豪。
　　对一生的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在留用的过程中，我的人生观得以形成。我们和农民在一起，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奔波。人民解放军教会了我应该做什么。留在我脑子里的不是现在的中国而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
　　如果不知道这些日本老兵回国后，在漫长的中日特殊关系时期的委屈，可能无法充分理解这些人为什么对中国怀有那样深沉的情愫。
　　1990年4月，我在陪同“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参观回来，这些前辈战友们就早早熄灯就寝，房间一齐闭灯，招待所死一般沉寂，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后来和老战友们谈心才知道，这是他们回国几十年养成的特殊习惯。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籍人员，归国后处于日本警视厅和各种组织的监视之下，有的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到上司和同事的猜疑。
　　中村义光回日本30年不讲中国话，不敢写中国字。当他快退休前义务参与到对中国日本孤儿救助工作时，那流利的汉语，娟秀的中文使厚生省的官员们大吃一惊。
　　小木曾博子28岁那年回国，到家第一天，来了5个警察，询问她在解放军中是否被强奸，博子愤怒地回答：“解放军与日本军队不一样，他们绝不会干那样的事!”

　　中村义光希望周恩来帮助兑现诺言

　　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他们珍藏的各种中国解放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件允许，环境变好了将发还他们的这些奖章。
　　1972年9月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中村义光就提笔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这些珍贵的奖章。他在信中说：“突然给总理同志写信，请原谅我的失礼。1972年9月29日，那是我们1953年5月12日从上海港返回舞鹤港以来，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为，我们从中国返回日本以来，19年来一直被歧视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来，期待着至少能够过上光明的生活。
　　“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保管、回收了曾经发给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及对个别人发放的西北，海南岛)等解放纪念章。现希望能够按约定，把这些纪念章再次交给我们这些同志。这纪念章应该是我们为中国革命付出的青春奖赏。我们绝对不会要求特权与养老金，而是希望现在毫无顾忌地向子孙讲述我们曾是在中国工作过的，是伟大革命的一部分的参与者这一事实当作话题，当作最大的骄傲。”
　　第一封信发出后，中村和战友们又历经9年时间反复申请和要求，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当年收回的奖章和纪念章。由于历经文革的动乱，许多单位保存的奖章已不复存在。经各方面努力，按原样制作数千枚补发给日本战友，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和热切愿望。
　　制作完成后，两箱由当年受中国空军之邀来华访问的原四野东北航校教官、《航七会》会长林弥一郎乘飞机带回日本，另两箱则用船运回日本交给“回想四野会”事务局局长中村义光，随后“回想四野会”组成了“中国解放纪念奖章授给事务局”。中村义光担任授给局长。经过极端认真地核发、登记会员、发表调查，审查合格后方开始分发，除病亡，联系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战友重获证章。
　　1982年5月25日，日本歧山会馆的“回想四野会”聚会上，这些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身着整齐的正装，佩上了久别的各种解放纪念章，洋溢着无比的荣耀和自豪。这是他们人生中难忘的经历和殊荣。
　　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这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日本老兵已到垂暮之年，他们怀念中国，怀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怀念在第四野战军渡过的日日夜夜，认为那是他们的“再生之地”。他们先后在日本成立了“中日友好和平会”、“回想四野会”、“航七会”、“洛阳战友会”、“鸡公山战友会”、“长城友好会”等十几个日中友好组织，从事中日友好活动。
　　自九十年代以来，以中村义光为首的“回想四野会”先后组织了四次“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日本籍官兵回娘家访问团”。1998年国防部长迟浩田率军事代表访日，特意邀请“回想四野会”会长中村义光等老朋友来中国大使馆做客。
　　日籍官兵参加解放军，是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也是无意中谱就的中日民间友好的插曲。今天，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当年周恩来总理说的那些话和背后的历史，当让更多人知道。

“日本八路”老照片:鬼子变身八路军的故事(组图)--原载：加拿大华人网

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了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日本人宫川英男位列其中。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博得了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就是其中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这是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是一群“日本鬼子”变身“日本八路”的故事。

宫川英男，1918年生，在日本侵华战争末期被俘，经思想改造后自愿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宫川英男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的一员，参与对日军的策反等工作。1945年，在日军围剿中，举枪自尽，时年27岁。

作为侵略者，成为俘虏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日本兵则以极难被俘著称——受武士道和法西斯精神的教育，日本士兵通常至死不肯缴械投降。1937年10月八路军总部发布俘虏政策的命令，“不杀，优待，放归”。

1939年1月2日，日本战俘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人，宣布自己参加中国八路军，成为抗日战场的第一批“日本八路”。1939年11月7日，杉本一夫发起建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是中国战场上，日本俘虏转变立场后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此后，反战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抗日战场。

1940年，延安方面政策大调整，提出了“教育后劝其回归，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予长期训练”的指示，也就是“教育、训练任用”的原则。日军俘虏一旦被留下，给予优待。

在华日本人反战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对日军的反战宣传，唤醒士兵觉悟;服务于抗日工作的其他战线，如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军事技术传授、卫生服务、教育等。

冀南支部有个叫秋山良照的盟员，他靠着简陋的印刷条件，和战友们编写印制了大量宣传品，全部散发给日军士兵。秋山抓住日兵的心理，经常与他们通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

上战场喊话是一项特殊的反战活动。盟员要躲避战火，跑到炮楼边，高声向同胞叫嚷：“日本打不赢!”“日本军阀才是我们的敌人!”“你们都是劳苦大众啊!”

有统计称，从1939年7月反战组织成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有名可考的36人。近日公布的抗日英烈宫川英男，便是其中一位。

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抗日剧了。可能是电视上总播就看厌了。
不过听说最近日本人拍了部抗日剧，我还是决定看看。
起初以为会是“抗中奇侠”一类的。
不过发现并不是这样。

影片以反对战争、生命平等为主题，描述了从满洲时期到朝鲜战争时期的一段故事（如果算上片尾字幕，要到中日重新建交）。
在片中，无论是中国人的好、中国人的不好、日本人的好、日本人的不好，都表现得很客观。
日本人拍得如此客观，也是看点之一。（其实反倒是我国某些抗日剧表现得不够客观。。）
另外，情节很干净，没有什么用于吸引眼球的奇葩雷人剧情。

----------下面内容有可能有部分剧透----------

我看到很多人给差评，说什么日本人给自己洗白，明褒暗贬中国人之类的，简直无语。

有些人说让别人看了会以为日本人都是好人。。真是扯。
剧中褒扬的日本人主要是几个医务工作者（外加个女主的爷爷吧），但出现的日本人也并不都以善良的面孔出现的好不（比如开头村长不允许女主爷爷给中国人送芋头种子之类的情节都能体现这一点，还有后面的某日本军官），而且给军国主义以批评是明摆着的（剧中例子太多）。

还有，那些认为明褒暗贬中国人的。
你敢说剧里出现的某些贬低的部分不是真实存在的？国内对日本侵略的历史宣传很多，再加上连年播放的抗日剧一直在丑化日本形象。搞得国内某些人似乎抵制一切日本文化，有种看到日本人就一定是坏人了感觉。甚至有人见到日本车都要砸，这就更费解了。日本政府在这方面做的确实不好，但政府的态度归政府的态度，跟人民又是另一回事，不能以偏概全。
举个剧情的例子，博人被某死了儿子的中国女子（抱歉我没记住名字）抓去做苦力，然后一边打博人一边骂“小日本鬼，我的儿子就是你们害死的”，有人认为明褒暗贬中国人可能其中就包含这一剧情吧，不过这确实就是存在的，战争之后，确实有不少国人就有这种情绪。有种日本人都是坏人的感觉，不管是儿童还是什么。
至于褒扬中国人的部分，这个就不必提了，剧情中很多。
说起来，只能说有褒有贬吧。明褒暗贬那就是扯了。

总之，客观是我推荐这部剧的理由之一。
无论是中国人的好、中国人的不好、日本人的好、日本人的不好，在剧中都很客观。
别人家说了一点中国人的不好就以“道歉不够诚恳”为由去抨击，至于你对日本政府有意见，那是另一回事，别把对日本政府的情绪也搬来对待这部作品。

如果你是带着愤怒的心情来看，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这是一部极具感染力的片子，站在人性的角度去思考战争。片子里说，被卷入战争的人，不管是敌是友都是受害者，我很认同这句话。日本人站在了很高的思维角度去看待战争，这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纪念抗日战争，不该记住恨，我们该记住的是和平的宝贵，愤怒带来的也只有愤怒和战争（比如希特勒）。作为真正的爱国者，我们不要为了自己一时的痛快抒发愤怒，而是要思考如何避免战争，记得曾经战争给国人带来的痛苦。这片子也侧面的表达了日本对中国的歉意。我也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早日正视历史正式的给中国道歉，化解中日矛盾，愿我们永远和平

一口流利日语的八路确实新鲜，可惜编导对八路政工缺乏了解，演员装腔作势，台词幼稚、粗鄙。

谁也不傻，让皇军及其看护妇洗心革面加入红色阵营并非“红十字”表现的那样简单。共军讲究人格平等、官兵一致，培养、发挥每个战士的主动性，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处罚手下将领都要取得士兵委员会的同意，与日本等级森严、动辄破口大骂、拳打脚踢的军营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有位老八路回忆，一个死硬的皇军被转化成八路的拼命三郎，反扫荡突围抱着机枪猛打猛冲。八路首先把他当做一具血肉之躯来尊重，让他从灵魂深处闹革命。

说到日本的反战影像，最有意思的是，在日本电影界声望超越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的大导演木下惠介，1944年受日本军部委托拍摄战争宣传片《陆军》，居然打着膏药旗反皇军，母亲流泪送子参战的长镜头，全程放送军国的无耻和平民的悲凄，成为黑暗时代熊熊燃烧的火炬。军部被影片高超的艺术手法和反战内核弄得哭笑不得，禁止导演拍片。

战后日本共产党、左翼拍摄了大量反战、反武士道影片，艺术品质以小林正树《人间的条件》（1959，共6部）、《切腹》（1962）、《夺命剑》（1967）为最；沟口健二《雨月物语》（1953），市川昆《缅甸的竖琴》（1956）、《野火》（1959），冈本喜八《斩》（1968）、《肉弹》（1968），筱田正浩《枪圣权三》（1986）亦令人激赏。

战争的巨创、战败的耻辱使得昔日国民引以为傲的皇军成了过街老鼠。黑泽明的经典《野良犬》（1949），对战后退伍兵如同丧家野犬备受歧视的凄惶表现得非常到位。表面上分析退伍兵：“抢来的钱很快用完，他会再抢，下次更凶，从野狗变成疯狗。”暗讽资源贫乏的日本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尝到甜头，坠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深渊。不露声色，入木三分。

剑拔弩张，突然传来美妙的琴声，凶焰万丈之地笑迎春风独自凉，《野良犬》成了名家名作的教科书：球场守株待兔抓捕球迷罪犯，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谜一样的双眼》（2009）的致敬；片尾车站找人的段落获得斯皮尔伯格《决斗》（1971）的致敬；一群儿童路过唱歌获得费里尼《卡比利亚之夜》（1957）、赛尔乔·莱翁内《美国往事》（1984）的致敬；追悔莫及撕心裂肺嚎啕大哭的镜头成就费里尼《大路》（1954）的豹尾。

《二十四只眼睛》（1954）木下惠介放开手脚谱写春风化雨的史诗，大和女神高峰秀子洗尽铅华，师生情、爱情、乡情、同窗情动人心弦，反衬军国特务统治和战争的罪恶，手法平实、高妙，尽显大师底蕴。

1950年代萨特等欧美白左还在对着斯大林流口水，日本最优秀的左派大导小林正树就捧出了批判军国和苏联的不朽大作《人间的条件》。影片对皇军极为厌恶，荒野里劳工饿极抢食、日军斩杀劳工和日本好人引发暴动的场面非常震撼；日军残酷、野蛮的军营文化令人作呕，新兵精神崩溃跑到洗手间开枪自杀，被反战经典《全金属外壳》（1987）致敬。

日本儒家、武士道是中国儒家忠君爱国（朝廷）的 加强版，武士道不仅看重士为知己者死（效忠），更欣赏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尊严、名声比性命还重要。《聪明的一休》（1975）有个故事，藩主输了一把宝刀，想让手下把刀偷回来，随时愿为他赴汤蹈火的武士都打退堂鼓。杀头的买卖有人做，丢脸的事情无人干。

小林有格，武士道的好和坏都能拍得光芒万丈。《夺命剑》（1967）好就好在拍出了武士道的魂魄：武士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卖命没问题，践踏我的人格尊严，天王老子也不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只有鹰犬，没有武士。

1962年，冷入骨髓的《切腹》横空出世，小林算是挖了军国主义、武士道的祖坟。影片通过落魄武士津云半四郎一家的悲惨遭遇，戳穿切腹这一神圣仪式和武士道的虚伪、无情；津云豪情盖天“吾与汝皆亡”的凌厉杀阵，捣毁武士家族供奉的充满象征意味的先祖盔甲，对武士道进行真正的“切腹”。

根据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改编的同名影片《枪圣权三》暗流汹涌，英气逼人的权三被孩童编成歌谣传唱：“朦胧之间看见令人着迷的男子，枪圣权三，雄风十足，像从神灯里跳出来；枪圣权三，是个好武士。”然而，18世纪德川幕府的承平年代，武艺再好也无从施展，唯有习得高雅的茶道获取进身之阶。

茶道看似简单，几个清淡素朴的动作而已，但要用特定的程式、节奏、器具表现茶道“和敬清寂”的意境和静默之美，必须方家传授。权三暗中向茶道师母请教，阴差阳错卷入桃色事件，与师母连夜私奔。这对亡命鸳鸯的血腥结局，似在预示日本从武士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坎坷、磨难。

1970年，日本共产党人山本萨夫的红色经典《战争与人》，艺术品质有待提高，但赞美中共抗日勇士，批判军国主义的态度异常坚决、鲜明，轰动日本，屡获大奖。

赞美深作欣二才知道语言有多么贫乏：魔幻、艺妓、武士、大逃杀、珍珠港、莆田进行曲，连婚外情（《火宅之人》）都拍得这么好，反战岂有缺席之理：《飘舞的军旗下》（1972）校园青春涌动冲击苍白、残酷的战争记忆，锋芒直指效忠天皇的军国文化。

《无仁义之战》 (1973) 直面战后荒原，对黑帮的残酷、滑稽和男人之间情谊的描画达到史诗级别，社会、时代、人生，批判、同情、敬畏；切指谢罪，指头居然被鸡叼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深作落九天！

续集《仁义的墓场 》(1975)更为决绝：“我就象不断升高的气球，直到最后爆炸。”到处惹事的石川简直就是陆军下克上暴走的缩影。激战时刻瘾君子狂呼“我们已经没有药了”，隐喻“仁义道德”的日本儒家文化无药可救，滴水而观沧海，不愧是黑帮电影的翘楚。

“妈妈啊，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草帽，很久以前失落了。”1979年《草帽歌》伴随《人证》（1977）风靡中国，美军轮奸大和抚子，战争创伤延续到下一代，日本民众经受的苦难触目惊心，但编导对战争的策源地日本毫无批判，失之公允。

今村昌平《复仇在我》（1979）反思战争、剖析人性，严厉批判日本乃至整个东方文化。生在基督教家庭的槚津严，袭击穷兵黩武征收渔船的皇军；为保护儿子，父亲被迫屈服，“自愿捐献”渔船。童年创伤伴随槚津严罪恶的一生：诈骗、连续凶杀。

影片没有盲目赞美基督：驻日美军企图强奸民女；不伦之恋直白而又含蓄，公公把咬了媳妇的狗活活烫死，但至少狗咬人作恶在先。残酷的镜头处处流露导演对日本文化的厌恶、讽刺和鄙视，如父亲怒斥槚津严：你只能杀你不恨的人。

脱胎于儒家的日本儒家文化、武士道的症结就在于亲者痛仇者快。无论是强征民船的爱国主义，还是武士道生死如一、忠君报国的铁血、疯狂，杀戮的都是亲人、无辜。

极端写实的电影，片尾来了个漂亮的超现实主义大反转：槚津严的骨灰在空中凝固，赫然不肯落地。暗示腐朽的文化阴影还滞留在日本、亚洲上空，阴魂不散。

用连环杀手的故事表达深邃的哲学省思，《M就是凶手》（1931）、《杀人回忆》（2003）均属佳构，但今村大神的《复仇在我》更具思想深度。

1945年中8名美军战俘遭九州大学医学部活体解剖，一名教授回忆：“战俘见我们穿着白大褂，意识到我们是医生，以为是要给他们疗伤，就放下戒心没有挣扎，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活活解剖。”1986年熊井启《海与毒药》再现这段黑暗历史，震撼岛国和世界影坛。2015年3月，九州大学将几件活体解剖的罪证放到博物馆向民众公开。

苦涩的电影

2010年北京、上海举办“原一男纪录片回顾展”，中国观众得以领略日本纪录片的强大力量。希望自己“永远激进、永远自由”的原一男，生于日本战败的那一年，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有着切身感受：“我制作苦涩的电影。我讨厌主流社会。”

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蜜糖逐渐多得有些令人反胃，这些“苦涩的电影”大受主流社会的欢迎，拿奖拿到手软，原一男成为小川绅介（代表作《三里冢：第二道防线的人们》）之后最具国际声望的日本纪录片大师。

《前进！神军》（1987）显示：新几内亚战役外援断绝、濒临绝境的日军相当挑食，因为觉得黑猪（原住民）长得不好看，他们更愿意吃白猪（白人战俘）。尤为恶劣的是，日本投降（1945年8月15日）之后的第23天，日军为掩盖罪行和补充“军粮”，竟然将独立工兵第36联队两名反对吃人肉的士兵枪决后吃掉。

1982年，作为36联队少数幸存者之一，62岁的奥崎谦三觉得必须为那两个被吃掉的战友讨一个说法，独自开着写满反战标语和“神军”字样的宣传车四处寻访当事人，要求他们站出来说明真相和道歉。

要说奥崎谦三独自奋战似乎也不尽然，至少原一男的镜头一直跟随着他，观众仿佛亲眼目睹一颗子弹忍无可忍冲出枪膛的全部过程：遇到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他、无法说服教育的当事人，奥崎谦三会在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断然出击。60多岁的人身手如此敏捷，和风细雨顷刻间电闪雷鸣，以及主动报警的凛然正气，实在令人敬服。有个刚出院的老鬼子装疯卖傻，当即被打得小便困难，开始怀疑人生。

2001年松井稔拍摄的纪录片《日本鬼子：日中15年战争·原皇军士兵的告白》轰动国际影坛，14名年过八旬的日军老兵面对镜头回忆自己犯下的战争罪行：“我们见了房子就点火烧，见了人就开枪杀，见了人群就用机枪扫”， “见东西不抢，见女人不上，见人不杀，在部队里你就一边去了”。

NHK制作的《太平洋战争纪实》（1993）、《日本为何通向战争之路》（2011）以史为鉴，对二战日本的战略软肋、外交策略、媒体狂热、军人干政、战术原则进行了深刻反思，从技术上雄辩地论证了日本为何开战、因何战败，体现了大和民族善于细化问题、分析问题的优点，也显露了岛国缺乏宏观视野的局限。

事实上，日本开战和战败，除了一系列技术上的重大误判和国力的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的不彻底和民主体制的脆弱，国家精英被皇军暴走、下克上的风气绑架。

近年来日本战争片《男人们的大和》（2005）、《永远的0》（2013）、《起风了》（2013）技术上进步显着，但思想性和艺术性没一部端得上台面，这些片子试图两面讨好，反战、热爱生命、珍惜家庭、无所畏惧，面面俱到的结果就是发射四不像的催泪弹，像《人间的条件》《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那种水准难得一见。

总体感觉，日本电影黄金一代过后，似乎是对“自虐”史观的反弹，新世纪日本战争影像日趋暧昧，强调战争受害和非战意识，淡化战争加害和反省。《红十字：女人们的入伍通知单》能够正面表现八路军，揭示关东军在东北犯下的罪行，在当下日本已属难能可贵。

这部剧在中国被禁让我有强烈的好奇心想看，刚看第一集的时候一直内心在问这部剧好像可以不用禁播吧，看完第二集觉得真是要禁播。因为这是一部一本正经在编故事的洗白剧。
第一，剧中一直在混淆日本在中国本土战场和伪满洲这两个地点的概念，会让人误认为在伪满洲所做的各种帮助开垦，各种深得民心，包括极个别出于人类本能的善良的日本人代表了所有日本人在整个中国的所作所为。
第二，高晓松在晓松奇谈上说过日本战俘包括移民是整个二战战败国所受待遇最好的，剧中却无限放大战败对日本的打击和代价。美国二战后期对日本本土的破坏远高于苏共对日本战俘的伤害，而且战争结束后苏联是不能随便杀战俘，剧中却在颂扬美国在韩战的角色
第三，GCD尽管有纪律优待日本战俘，是否有具体史实证明战后大量强迫日本医疗队为其服务，但是剧中的共产党向日本人鞠躬致谢真是不太可能
有人说这部剧拍得很精致演员演的好，但是我看到的是菜菜子的各种玛丽苏和中国人操着日式中文外，还有各种穿帮和演员的用力过猛让人随时出戏。
我想到了和《永远的零》一样，日本在反战剧中充斥着对战败的不甘心，对参与战争的日本人精神的褒扬，就像在说输了尽管遗憾但是你们做的事情还是令人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