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公元1605年10月26日。

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

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叫阿卜杜拉·伊赛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

尽管10月底的河西走廊已经泛起阵阵寒意，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望见远处祁连山下的那座宏伟关城了。

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忧虑，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通行便利，这座关城就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最难逾越的关口——嘉峪关。

早在阿卜杜拉·伊赛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

年轻时，在印度当过水兵。他天资聪慧，精通印度语、波斯语，熟悉中亚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为了保密，鄂本笃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化名阿卜杜拉·伊赛。除了要去论证“契丹”与“中国”是否是同一个国家之外，鄂本笃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探寻一条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便捷通道。

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渐渐地，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

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醃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依撒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

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

途中，他们遇到过艰险的道路，恶劣的气候，以及肆虐的盗匪，鄂本笃好几次死里逃生，终于进入了河西走廊。

鄂本笃险象环生的陆上之行，留给我们的正是当时陆上丝路状况的生动写照。商人们想要穿越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异常的艰难，甚至可能搭上性命。

公元1604年11月，离开印度两年后，鄂本笃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内一个叫察理斯城的地方。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商人们告诉鄂本笃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而那里正是中国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鄂本笃兴奋异常，这些穆斯林商人的经历，令他首次得知，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商人们还说，在他们落脚的地方，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其中有一位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利玛窦。得悉耶稣会同事的行踪，这让鄂本笃十分惊喜。他决定加快行程。

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鄂本笃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

四百年后的今天，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现了一座以嘉峪关命名并兴建的城市。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城市的西南方向。主体城楼耸立中央，瓮城、罗城、戍楼、敌楼和其他附属建筑设计精妙，错落有致，在祁连山脉与开阔的戈壁滩烘托下，摄人心魄。关城有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

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而此时的西域境内，同样是蒙古部落林立。早在朱元璋时期。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

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在夯筑墙身时，还要在黄土中掺人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强黏结强度。所以，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

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墩堡全部修建完成。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结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

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毫无疑问，这座宏大复杂、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

这是一幅曾经收藏在明王朝宫廷的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完成于嘉峪关逐渐修筑落成的时期，上面写有211个明代地名。

地图描绘了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路线，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峪关的城楼建筑，它已经是明王朝最西端的一个关隘。这幅地图全面反映了明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状况。

虽然当时明王朝在中国西北已经处于收缩防守的态势，但明王朝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与认知依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它们共同构成明土朝四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绵延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进人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

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明王朝。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契丹”就是中国。

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

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已经克服千难万阻走到了这一步，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鄂本笃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

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人中国。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

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但鄂本笃进人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当鄂本笃在酒泉进退两难时，他想到了远在明王朝首都的教会同仁。听说利玛窦在那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认识不少高层的官员，也许他可以帮助自己前往北京。鄂本笃立即给利玛窦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脱离困境。

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鄂本笃观察着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用日记记下了珍贵的材料。“肃州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汉人居住，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另一部分为回教徒所居住，他们来中国经商，在此成家立业，中国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也大都不再返回西域。”

鄂本笃热切盼望着利玛窦的回信。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信使不幸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年后，渐渐绝望的鄂本笃鼓起勇气再次写了一封信，托付给一个准备进京的商人。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终于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北京的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他们立即派修士钟鸣礼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

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到达肃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

河西走廊上的肃州，成为了鄂本笃付出全部努力，可以到达的最后地点。在肃州城外，今天的嘉峪关市，钟鸣礼埋葬了这个孤独的探险家。

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窦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并见证了17世纪初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但是，鄂本笃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明朝政府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

鄂本笃最终未能完成的旅行，成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他走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欧洲人经过。对于鄂本笃来说，去往嘉峪关的路途虽然遥远艰辛，却始终伴随着梦想与期待。而对于西出嘉峪关的中原人来说，路途大多充满了落寞与寂寥。

两百年后，公元1842年的9月。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林则徐经过嘉峪关要塞时，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尽管被迫出关流放，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社稷置于身后。

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愈发显得重要，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一月，林则徐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作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景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在这艘普普通通的小船上，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会见。湘江夜话后不到一年，林则徐溘然长逝。

左宗棠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平步青云，逐渐成为了洋务运动中的一员重臣。他没有忘记林则徐的重托，在兰州就任陕甘总督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西部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此时，西北地区的局势，正如林则徐所预见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东南海疆骤然报警。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

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新疆军情告急，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塞。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栽种的柳树叫作——“左公柳”。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公元1880年5月26日。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五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坦露心怀：“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一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将要逐渐纳入一个整体，探索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

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和让敦煌文物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

在到达肃州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专程去寻找鄂本笃的墓，但他们未能如愿。斯坦因感慨道：“每经鄂昔日所过诸地，未尝不追想鄂本笃及其坚忍不拔之气概。”西方探险家或许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河西走廊，但摄影术却冷静而客观，留给后人无可复原的真实。

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雪覆盖嘉峪关的景象。嘉峪关西城楼已毁于战火，左宗棠所书匾额也已经遗失。城墙边上破败的房屋，是河西走廊在19世纪所遭受磨难的缩影，只有经历了300年风霜的嘉峪关主城楼，还保留了它属于帝国往昔辉煌时代的威严。

拍下照片的人名叫莫理循，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他是清帝国覆灭前夕，最后一位走入河西走廊的外国人。在莫理循的西部之行中，他拍摄了近千张照片，捕捉到了古老帝国在变革时期的脉动，留下了清帝国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

从兰州到嘉峪关，每隔10里，都有烽火台和瞭望塔的遗址。虽已失去了边防的功效，它们似乎还在静静地注视着来往于河西古道上的人们。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有着被风沙雕琢过的面孔和身躯。他们平和地望着镜头。他们的生命，早已和西北苍凉、辽阔、坚实的自然风貌融为了一体。

茫茫苍生的盛衰枯荣，在莫理循的镜头中，凝结成历史瞬间的永恒影像。透过这些黑白影像，人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上的沉寂和蕴藏的希望。伫立在河西走廊上的莫理循，凝望着无边无际的沉寂苍凉，他的内心深处或许已经隐约意识到：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当一些人聚精会神，凝注于过往沧桑痕迹的时候，另一些人正在等待、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就在莫理循完成西北之行一年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这场震撼中外的革命不仅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让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开启，全新的思想观念将逢勃兴盛，唤醒西部沉睡已久的灵魂。河西走廊即将登上前所未有的风云舞台．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接受洗札，将广袤的西部土地与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河西走廊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

公元1949年6月。中国西部的夏天意味深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进入攻击线。他们的任务是解放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

毛泽东指示说：“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

”这个“油源”，指的就是河西走廊西端茫茫戈壁滩上的油矿。骤然之间，玉门成为大军挥师西进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

1898年11月，清帝国的光绪皇帝曾经下达了这样一道圣旨：闻甘肃各种矿产甚富，自来未经开采。着陶模拣派妥员，认真踏勘。毋令货弃野地，转令外人垂涎。但，遗憾的是，这次奉旨勘查甘肃矿产资源的活动，因为当时的内忧外患毫无悬念地搁浅了。

直到20世纪中期，河西走廊才迎来了真正的工业化浪潮。在共和国经济建设序列中，河西走廊因为它丰富的地下矿藏，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地方。

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解放了兰州、西宁后向着河西走廊全面推进。此刻，距离新中国的诞生已经越来越近，而能源成为共和国缔造者极为关注的头等大事。一野第二兵团的二军四师向玉门方向快速机动。9月25日，玉门和平解放。而这里，就是毛泽东在电报中所特别强调的“油源”——祁连山下的老君庙油矿。日后，它有了一个更加为人熟知的名字，玉门油田。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由于内燃机的发明，石油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乃至军事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对于这一点，新中国的缔造者们非常清楚。此前的中国，一度被世界地质学界称为贫油国家。曾有西方学者说，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地下几乎不可能有石油存在。

1921年，年轻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派遣刚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硕士毕业的学生谢家荣到河西走廊西部的玉门一带进行油田地质调查。他的到来，成为一个清晰的标志——有史以来，第一批中国自己的地质学家穿越了祁连山与河西走廊。他们是循着古老的历史线索来到这里的。

甘肃玉门一带出露石油的迹象，早有史书记载。公元267年，西晋人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中就描述过：“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燃极明。”唐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也留下了对玉门石油的记载。这些从地下缓慢涌出的石油，千百年来被当地老百姓土法捞取，用来照明、配药。

谢家荣的调查进行得很艰苦。20世纪初的河西走廊清冷荒凉，繁华不再，他们只得借助毛驴，往返于采集点之间。半年后，《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完成。这个报告引发了中国地质学界对河西走廊地区的关注。只是，此时的中国处在异常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军阀混战，没有能力继续开展针对玉门的石油勘测。这一等，又是16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这让始终依靠原油进口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寄希望于在中国内地寻找石油资源，他们将目光对准了河西走廊。

1937年夏，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置的“甘肃油矿筹备处”的一员，40岁的孙建初带队前往玉门寻找石油。这一次，他们收获巨大。孙建初在考察队撰写的《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中激动地写道：“已可断言，石油即将出现于甘肃之西部，如具备良好条件，可望获致极佳的产量。”并明确建议，以老君庙为中心，立即施工钻探。

玉门油矿的第一口油井，人们亲切地称它为“老一井”。1939年3月，孙建初主持启动了这口油井的钻探工作。1939年8月11日，老君庙一号井喷涌出工业油流，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日产10吨原油，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截至1949年玉门解放，老君庙油矿共钻探成功44口油井，共生产原油50万吨，这占当时中国石油总产量的90%以上。孙建初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石油之父”。

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建设即将展开，沉寂了许久的河西走廊。又一次迎来了它重新崛起的契机。1950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中，明确提出“西北地理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了它是我国最巩固的、最有希望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

工业建设的发展离不开石油，加强石油的勘探、开采，成为了一件头等大事。1951年的5月27日，中共中央收到一封来自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的信件。

信中说：“经过一年来石油地质的勘测，现已就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详测了十一个储油构造，其储量约有二亿五千万吨。”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当时，全国对石油的实际年需求量约50万吨，而1950年全年实际开采量还不足10万吨。在这封信中，习仲勋还提出了详细的开发计划，建议1953年起开矿及建厂，争取在1955年底开始出油，年产原油六百万桶，这样就首先满足了全国目前的石油年需求量。同时建议，在兰州修建炼油厂。第二年的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解放军19军57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数千名征尘未洗的官兵成为新中国在河西走廊的第一批城市移民。

1952年岁末，玉门油田和兰州炼油厂被同时列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5年后。1957年12月，新华社正式向世界宣布：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河西走廊的玉门建成。这个油田在万众瞩目中迅速成长壮大为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石油工业基地。经过几代石油人的努力，玉门油田总计勘探并开采的17个区块资源总量9.56亿吨。玉门油田，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而王进喜则是从这里走出的传奇。这个15岁走进玉门油矿当童工的玉门当地人，在新中国的石油钻井岁月中，创造出惊人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并在大庆石油会战中一举成名。而诗人李季更是充满激情地赞颂这座地处西北的石油基地发挥的巨大作用是——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玉门油田成为河西走廊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发的宝藏。但这片无言的土地蕴藏的能量远不止于此。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河西走廊中段，距张掖市西北13公里的黑水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古代冶炼的历史遗迹。这意味着，早在4000年前，河西走廊就已经出现了人类自主的冶炼活动。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车马阵列就是当年河西走廊冶金工艺的最好注脚。但，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古代先民采挖矿石的地点却始终没有找到。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急需大量钢铁支撑建设，寻找铁矿资源就成为重中之重。1955年夏季，西北地质局编号645的地质队连续派出两个分队进入祁连山寻找铁矿。他们是年轻的共和国工业先锋。地质队员们先是在藏族牧民柴昂阿莱什登带领下找到了头道沟铁矿露头。

接着，年仅21岁的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生秦士伟带领一个小组冒着严寒和给养中断的危险孤军深人祁连山，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时刻，他们坚持继续寻找。终于，秦士伟小组在一个叫桦树沟的山岩上发现了赤红色的铁矿露头带。那一天是1955年10月23日。这一年的12月，甘肃省政府正式把桦树沟命名为“镜铁山”。一个新地名就此在河西走廊诞生。

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匆匆组建的634地质队，在风雪弥漫的12月火速开赴矿区，一场惊心动魄的探矿会战在祁连山中全面展开。几乎所有的矿区钻孔都布设在陡峭的山崖上。年轻的地质勘探工作者和时间赛跑，和死神较量，从发现铁矿露头到提交给国家一个大型铁矿的勘探报告，他们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

代价同样是巨大的。为了共和国矿山勘探，先后有11名年轻的地质队员献出了生命。杨守林21岁、白兴民21岁、李敬君32岁、郑存江27岁；孟子明37岁、段文19岁、辛立国30岁、马汉民26岁。王宏江27岁、宋尚仁30岁、计进伦年龄不详。

这里是嘉峪关市的地质工作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讲述的是中国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和一个工业城市诞生的故事。1958年1月。国家冶金部在酒泉城以西22公里的戈壁滩上确定了酒泉钢铁厂的选址。一座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型钢铁企业的建设工程随即展开。7年后，1965年，一个因铁矿而兴起的现代工业城市在河西走廊上正式诞生，因为靠近古嘉峪关城，它被命名为——嘉峪关市。

乌鞘岭

马蹄山

临松薤谷

焉支山

胡杨林

就在镜铁山勘探进入尾声的时候，来自河西走廊祁连山北缘的一个意外发现震惊了整个中国。两年前，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汤中立被分配到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工作。1958年10月7日，已经是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队长、技术负责人的汤中立，带领巡回检查组来到永昌县河西堡，一个生活在永昌当地的老乡拿着一块泛绿的石头找到地质队来主动报矿。这块被地质学术语叫作“孔雀石”的矿石标本引起汤中立的特别关注。

问清矿石标本的来历后，汤中立和其他同事立即驱车赶到永昌县，然后又追踪到宁远堡报矿人的住地，找到了一个叫“白家嘴子”的起伏山冈。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含有孔雀石露头的岩体。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汤中立等人对此处的岩体进行了初步勘查，并勾绘了地质草图。正在检查找矿工作的地质部总工程师陈鑫恰好看到了这块矿石，做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指示——要特别注意，化验矿石中是否含有镍元素。几天后，陈鑫来到河西堡，带来一份化验单。

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金川铜镍矿床最早的一份矿石标本分析报告。河西走廊上的这次重大发现，是上天的恩赐。镍，一种银白色金属，由于它具有良好延展性和稳定性，难熔耐高温，在空气中不易氧化，因此是—-种十分重要的有色金属原料，被用来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广泛用于雷达、导弹、坦克、航空与航天器、原子反应堆等军工制造业。

中国一直被视为“贫镍国”，镍成为新中国唯一凭特别票证供应的金属产品，可谓是“黄金可求，镍难求”。因为这是战略资源，西方世界对此始终严密封锁与禁运，年轻的共和国急需镍矿资源。

1958年冬季，一场大规模的镍矿勘探会战在河西走廊的龙首山下旋即展开。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与起伏不定的祁连山北缘地带，他们工作的意义不亚于紧随其后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但，起初的收获却令人失望。7年后的l965年，被命名为“金川镍矿”的第一和第三矿区勘探结束，第四矿区勘探同样证实是规模有限的贫矿。何去何从，年轻的中国地质勘探者面临抉择。

此时，汤中立受命主持编制金川二矿区深部找矿的设计方案，计划打一批深度四五百米的钻孔，找岩体深部的矿体。其中在12线ZK22孔的钻探施工中，汤中立执拗而倔强地顶着巨大风险一再修改530米的原定深度，深入挖掘，并更换了一台千米钻机施工，终于发现了深部岩枝中隐藏的富矿体。最终的勘探报告显示，发现的镍矿矿体厚度达到358.16米。

这次惊险的地质勘探，取得了对祁连山地质探索的重大突破，对中国地质勘探界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这份最终勘探报告所涉及的矿种远不止铜镍这两类。其中，铁、铬、铜、锌、萤石、水晶和铀等38种矿产蕴藏丰富。金川由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复合型超级铜镍矿床。

这里就是金川的人造天坑——露天开采镍矿坑。在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后，这座露天矿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一个长1300米、宽700米、深310余米的椭圆形矿坑。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深的人造天坑，也因此成为人类留在地球上的一大记忆景观。直到今天，对于河西走廊宝藏的挖掘工作仍在地底深处继续。这是金川矿区的主要坑口。每天，上下班的矿工们都要沿着这条斜坡道来往于井上井下。

当摄制组乘坐专车穿过全长7公里的亚洲最长斜坡道，走进镍矿深处时，不能不惊叹金川人的开拓精神。经过几十年的开采，金川镍矿的地下巷道已累计达到近千公里，相当于金昌到北京的距离。当地质勘探刚刚展开的时候，金川镍矿的建设者便已经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安营扎寨了。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创业者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史。金川镍矿从正式开采矿石，到建立起一座全部利用国产设备的大型电解镍采选冶联合企业。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在昔日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上，一座中外闻名的新兴有色冶金工业基地在河西走廊拔地而起。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八下金川，组织全国50多家科研院所和建设单位联合攻关，解决了制约金川发展的大量关键性技术难题，使金川公司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功跻身世界镍钻工业技术大国的行列，在遨游苍穹的“神舟”系列宇宙飞船中，在一杆杆入地的钻机中，在一艘艘下海的轮船中，都有金川人生产的产品。一块无意中发现的孔雀石也改变了这片土地原本荒凉的命运，一代人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河西走廊上，曾经的荒漠变成了新的家园。

1981年2月9日，为加速金川镍基地建设，国务院决定正式设立金昌市，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上，又一座蜚声国内外的新兴工业城市——镍都金昌自此崛起。今天的金昌，不仅是一座工业城市，更是一座绿色宜居的园林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继续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因河西走廊矿产开发而新设立的城市嘉峪关和金昌，使延续了两千年的河西四郡变为今天的五座城市，由此形成了甘肃行政区划的新格局。

石羊河上游星空

焉支古城星空

月牙泉 鸣沙山星空

月牙泉 鸣沙山星空

八一冰川星空

平山湖丹霞星空

平山湖丹霞星空

今天，我们沿着贯穿河西走廊的连霍高速一路行驶，茫茫的戈壁上出现了新的景观，它同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由于河西走廊位于青藏高原的北支西风带上，风向稳定、风力充足，是中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许多地方都具备建设大中型风力发电站的良好条件。

如果能利用河西走廊地区每年一半时间的风量，发电量就能达到约4000亿千瓦时，这相当于全国一个月的用电总量。与此同时，河西走廊平原区为温带半荒漠和荒漠气候，光热资源丰富。2015年，这里将建成风力发电和光能发电的“陆上三峡”，成为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巨大宝库。

河西走廊，因为丰饶，所以美丽；因为历史悠久，所以沉厚包容。当它的潜能被充分发掘的时候．必将带给中国与世界更大的贡献。 若是人们从空中俯瞰这里，最能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的通道价值——这条得天独厚的走廊深居内陆腹地。独特的地理布局造就了中原与西域的理想联络方式。古往今来，打造并维护这条交通动脉，始终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1952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第三个国庆日。天水到兰州的铁路通车。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就在这一天，兰州至新疆的兰新铁路破土动工。建设穿越河西走廊、连接新疆的铁路是中国人多年的梦想。

兰新铁路所经地区的地质条件复杂、环境恶劣，大部分线路经过戈壁荒滩，工程分散，严重缺水，冬季漫长，运输困难。广大工程建设人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多项建设奇迹。

1953年，在河西走廊东端的乌鞘岭，三万劳动大军正在鏖战当年中国铁路历史上最大的工程。这是当时《人民画报》上的一张照片。英姿勃勃驾驶推土机的年轻姑娘叫胡友梅。这位21岁的兰新铁路建设者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女推土机手。

1953年4月，胡友梅出席了在北京怀仁堂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刘少奇副主席的亲切接见。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马兰花开》，片中主人公的原型正是奋战在兰新铁路上的女推土机司机胡友梅。

1958年12月，兰新铁路的钢轨穿越河西走廊甘肃、新疆交界的红柳河，进入开阔的西域。四年后，1962年，兰新铁路全线竣工。这条铁路东起兰州西站，向西跨黄河，穿越海拔3000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沿祁连山北麓、马鬃山南麓西进，跨红柳河进入新疆，再沿天山南麓经哈密、鄯善，过“百里风区”及吐鲁番盆地北缘，在达坂城穿越天山到达乌鲁木齐，全长1903公里，是新中国投资建设的一条最长的铁路干线。河西走廊没有铁路的历史，至此永远结束了。此时，距1876年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开通，已经过去了86年。

又过了28年。1990年9月，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穿过河西走廊，全线贯通。2014年岁末。横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兰新高铁全线通车。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交通战略的变革在21世纪尤其显得意义非凡。不仅如此，在这条中国西部陆路大通道上，还有人们看不到的通道正在持续运行。

2000年2月。与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并称为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的“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启动。这是中国迄今距离最长、管径最大、投资最多、输气量最大、施工条件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河西走廊是西气东输、西油东送的能源战略大通道和中国西部重要的管廊带，是中亚和新疆的油气资源进入中国内地的中转站，也是油气产品进入川渝、中原等地区的重要集散地，在中国能源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天，河西走廊已经建成、在建和规划建设的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及天然气管道有十几条之多。这条宽阔平坦的走廊正在成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在曾经的历史通道上，作为通往广阔西部的咽喉，河西走廊是那么的意气飞扬，更洒下过无数先輩的血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

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这条横贯东西、扼控咽喉的超级通道，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也必将肩负起更多使命。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

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着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

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河西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楔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和平的使者纷至沓来，以会谈与结盟的方式，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身处广袤西部和遥远欧洲海岸的人们，也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踏上了东行的路途。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绵延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梦想。

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天下。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历史．—种文化和一种使命。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在世界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恢宏而壮美。

陆上丝路，从中国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跨越高原峡谷，穿越沙漠盆地，经过河西走廊，深入中亚腹地，通连欧洲；海上丝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边。千年前的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沧桑岁月。

2013年9月，瓜果飘香之际，习近平主席来到中亚，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不到一个月，在椰树芃芃的东南亚，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2013年11月“一带一路”，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构想，更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草原黄了又绿，海上潮涨潮落。中国，从强盛到衰落，又从抗争到复兴。今天，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之近；中国同周边国家携手圆梦的意愿，从未如此之真。而河西走廊，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也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时光一去不返。但河西走廊始终就在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已成永恒；走向未来的脚步正在继续！

敦煌·莫高窟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他的名字应该被留在编号220的洞窟里。

但是，按照当时的惯例，绘画的工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他们所做的壁画上。

于是，这个杰出的画工被时间的洪流湮没了。

但，为了呈现发生在莫高窟的这个故事，我们还是为他取了一个名字——李工。

弹指间，沧海桑田。一刹那，转身千年。

敦煌，河西走廊西端的重镇，它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

两千年前，因为河西走廊的风云际会向一个年轻的皇帝招手，于是，霍去病两次深入河西走廊，驱逐匈奴。

当他停下来的时候，发现这里恰好有从祁连山流下来的雪山河，有绿洲，是一个理想的防御和出击的基地。

于是，敦煌成为汉帝国向西域迈进的边城。

它很快从汉帝国最初设置的河西走廊两郡中独立出来，成为著名的河西四郡之一。

发源于祁连山积雪和冰川的党河流经敦煌，使这块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变成得天独厚的绿洲。

汉帝国高强度的军屯与经略，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里迅速成为西部重镇。

又过了400年。

公元344年的一天黄昏，有一个叫乐僔的和尚途经宕泉河谷时，看见鸣沙山在金光之中千佛显现。

乐僔认为，这个地方是佛教圣地。他决定不再匆忙赶路了。要留在这里开窟造像。正是这个决定让敦煌有了它的第一个石窟。

但他不会想到，从此，这里的开凿与绘制延续了若干个世纪，并且，成为享誉世界的人类艺术宝库。

不仅如此，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中、南三条线路，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到达中亚、欧洲。

作为沟通欧亚的商业大道、中原王朝的前出基地，敦煌寄托了熙来攘往各色人等的梦想。而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则要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死叵测。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就在莫高窟捐钱造一个窟，供养神灵佛祖，祈求得到保佑；

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也开窟造佛供养；

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希望好景长久，遇荒年战乱亦盼望能摆脱苦难，为精神上的寄托，心理上的满足，也开窟造像，求得安慰。

敦煌的各级官吏、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也会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也有的是借开凿佛窟炫耀各自的政治、宗教或经济势力。

就这样，三危山下、鸣沙山畔、宕泉河谷的石壁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洞窟。

日出日落、斧凿声声，敦煌佛窟的营建从未在如流的岁月中停止。

石窟在不断增加，窟中的佛像在改变着容颜，从雄浑健壮变成秀骨清像，继而转向柔和丰腴，色彩逐渐细致艳丽，构图愈加大胆，佛国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宏大欢乐。

一代又一代的僧侣、画匠、供养人将他们的信仰和希望刻绘在石壁之上。

各种各样的山川景物、亭台楼阁、花卉图案等令人目不暇接，这些雄伟瑰丽的画面如果一方方连接起来。可以排成20多公里长的画廊。

这是上世纪初，一个名叫查尔斯的法国摄影师拍摄于敦煌莫高窟的一张照片。

1908年2月24日，查尔斯和伯希和及另外两位法国人组成的探险队风尘仆仆，来到莫高窟。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长达1700余米的岩壁上遍布密密麻麻的洞窟，其中南区近500个洞窟，每个洞窟中都有彩塑，四壁和窟顶画满佛像、壁画。

当伯希和和查尔斯进入今天被编号为220窟的洞窟时，非同寻常的佛像扑面而来。

3个星期后，精通汉文化的伯希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他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敦煌时，仔细研究一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220窟。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很快，中国学者启动了一场事关中国文明的抢救运动。

36年后，1944年的夏天，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220窟北壁瑞像壁画正在逐渐脱落。

而脱落的地方隐约露出色彩艳丽、线条挺秀的早期壁画。

当他们小心翼翼对220窟主室四壁壁画进行了剥离之后，整间石窟四面墙壁上显露出了场面宏大、人物传神、瑰丽无比的初唐壁画。

更令人惊奇的是，多数敦煌壁画中的人物面孔和手臂都已经因为氧化而变黑，但当220窟的初唐壁画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却保持着异常鲜亮的色彩——这让所有的研究者激动不已。

在石窟的南壁，绘制着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图景：天上佛像与菩萨庄严神圣，地下歌伎舞伎身姿翩跹。

在石窟的北壁，七尊药师佛像站在莲台之上，流光溢彩、装饰华美。

东壁上展现了菩萨维摩诘的经典故事，场景中的人物个个神情生动，姿态得体。虽然画的是佛国景物，但精神却是世俗风貌，供佛的舞蹈者、菩萨面前的帝王臣子，都展现出各自的身份和个性。

所有到过敦煌奠高窟220窟的学者和艺术家都被这里的壁画所震撼。

他们共同的感觉是，220窟的壁画绝非出自普通工匠之手，更像是大师作品。

遗憾的是，并无文献佐证，那一时期有什么大师巨匠来过敦煌。

但如果说这些壁画是由无名工匠所绘制，又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220窟东壁的维摩诘经变画被视为敦煌壁画中的巅峰作品，每当我们看到这幅人物肖像，都会感到一种震撼。

画面中的维摩诘居土身体微向前倾，似乎正与文殊菩萨激烈辩论着佛教哲理。而另一侧的文殊菩萨则在诸菩萨、大弟子及诸天人的簇拥下，神态自若地与维摩诘对问。

特别是在东壁“汉族帝王听法”的场景中，帝王形象的塑造手法和风格看起来和著名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如出一辙。

而令人费解的是，大画家阎立本身在长安，敦煌与长安相距两千公里，220窟的壁画与《历代帝王图》之间会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公元637年，在长安的一座寺庙里，李工正在专注地绘制一幅维摩诘经变画。

李工的笔下展现了居士维摩诘与文殊菩萨辩论的场景，神情十分生动，围观的人对他所画的菩萨形象啧啧称奇。

此时，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已有10年光景了。这，正是被后人称为“贞观之治”的火红岁月，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一切都显得那么朝气蓬勃。

随着贞观之治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各样的建筑被建造出来，开放富足的时代令唐人特别热爱生活，喜欢用色彩来装点墙壁。从寺庙到官府，从私宅到皇宫，他们将美丽的风景、绚丽的人物、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场景绘制到墙壁上。

此时的唐帝国著名画师阎立本就是一位壁画高手，他的画是朝野公认的“神品”。

李工虽然还不是名家，但他是整个画坊最出色的画匠，围观人群中有人说，李工画的人物和宫中的阎立本颇为神似。

李工心中有几分得意，他每日在画坊刻苦临摹宫中的粉本，就是梦想有朝一日可以进入翰林院任职，成为一名有身份的画师。

粉本，多是当时流行的大师作品，或者皇宫中流传出来的画稿。

画匠常常照着这些粉本来画壁画，以满足客户对流行趋势的需求。

临摹粉本是作为一个画匠最基本的功夫，如果不合格将不能独立工作，甚至受到惩罚。因此一般画匠的水平都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这就使得一个时期内，普通画匠的作品在艺术风格及水平方面与大师的作品差距并不遥远。

同时，粉本的流传也使得唐朝长安的绘画一时风靡，从最西面的西域诸国到东海之外的扶桑，都能看到盛唐长安艺术的风采。

尽管李工的绘画技巧已经非常高了，但是要想进入翰林院成为皇家专属的画师几乎没有可能。

有名的寺院或权贵人家为了互相攀比，更愿意邀请有名望的画师。而不是像李工这种籍籍无名的画匠来画壁。

感觉前途渺茫的李工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

公元639年。

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使丝绸之路迎来了自汉以来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敦煌也成为史书中形容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就在此时，西域地区和地处新疆吐鲁番东南的高昌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当时西域一带均受蒙古游牧部落西突厥的统治。西突厥开始出现了与唐朝敌对的势力。地处西域门户、丝路要冲的高昌国国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拘留西域诸国赴唐朝的使者，试图阻止他们过境与唐帝国交往。原本“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丝绸之路也因此阻塞不通。

这是中原王朝所不能接受的。

对唐太宗来说，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的安宁是国家战略的既定目标。

唐帝国的远征军迅速集结。在广泛动员招募士兵的同时，也征召了一批文化人士和手工艺者随行。

大军一路去到河西走廊和西域，作为跨区域的国家军事行动，军队无疑也担负起将大唐的文化和艺术传播到更广阔的土地上的责任。

李工的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冲动。

他想，与其在长安城做一个没有名气又不受重视的小小画匠，不如到远方去看看，说不定会有机会做更大的事业。

公元639年，李工带着自己的画笔与粉本。加入了侯君集大帅的军队。

由于敦煌是距离高昌最近的河西重镇，这里自然成了唐朝大军最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

李工和其他工匠奉命在敦煌为帝国的军队装配攻打高昌的军械。

唐帝国大军在大帅侯君集率领下很快就攻陷了高昌城。

军队回撤之时，一些工匠选择留在敦煌。李工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他看到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

他发现敦煌虽然地处边陲，但田园垦辟、商贸发达，各种肤色和语言的人聚居在这里，是个十分有趣的边疆国际城市。

最特别的是，这里还保留着最初从天竺传来的佛教传统，人们普遍信仰佛教，喜爱开凿石窟，并在石窟中塑像和绘制壁画。

此时的莫高窟经过隋朝的大力营建。已经出现了上百个洞窟，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

李工来到莫高窟，仔细观看这里的壁画，前代的画匠们用他们质朴的笔触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佛国世界，让李工深受感动。

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开始尝试着为敦煌的寺庙和洞窟绘制壁画。

代表着长安前卫绘画风格的他们带来的这种色彩鲜艳、气势宏大、人物宛若宫廷美人一般的壁画令敦煌居民眼前一亮，有人觉得把神佛画得如此具有世俗感是对佛的不敬。但更多的人很喜欢这种华丽的风格，神佛就像长安城中的时髦人物，令人备感亲切。

李工画技高超的消息很快就在敦煌传开。他开始源源不断地接到邀约，去为新开凿的洞窟绘制壁画。

很快他就成为了敦煌画匠中的“都料”。“都料”是工匠中技术级别最高的人，也是绘画工程的规划、指挥者。

李工通常自己为壁画起底，然后让其他画匠根据粉本来描画颜色。

他感到，敦煌前代的壁画非常精彩，而自己也要把这个时代的风格带给敦煌，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在他的心中涌动。

不久，李工接到了当地大族翟氏出资的一项重要工程。

翟氏家族是敦煌的望族，人口众多，广泛分布于敦煌的各城乡当中。

这些来自中亚粟特九姓或迁自陇西的翟氏于唐初发展为敦煌当地的士族。他们十分重视儒学，同时也是一个世代崇信佛教的家族。

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翟氏家族开始在莫高窟开窟造像。

公元642年，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翟通开始出资建造作为家窟的莫高窟第220窟，这是敦煌比较早的以家族为主导的石窟。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一个官宦或贵族家族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敦煌石窟的“家窟”中，不仅刻画着其家族的历史，也刻画着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印记。

据记载，主持翟家窟营建工作的是翟氏家族在敦煌大云寺出家的僧人道弘。

学者们考证，大云寺就是今天莫高窟最大的大佛——35米高的“北大像”所在的第96窟弥勒佛窟。如今，人们已经无法见到这座寺庙了，但窟前还保存有大型殿堂建筑的遗迹。

受到道弘的委托，李工负责翟家窟的壁画绘制。

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要经过复杂精密的程序，需要李工和石匠、泥匠、塑匠、木匠等不同工种的工匠一起，合作完成。

在古代敦煌有专门的一支施工队伍，他们被称作“打窟人”，负责整修崖面和开凿岩洞，这是营建石窟的第一步。

接着就是修筑与石窟结合的一些殿堂、窟檐、楼阁等土木结构的建筑，这需要木匠与泥匠配合来完成。

然后，由灰匠负责壁画地仗的制作。地仗是指用黏土和麻棉的混合泥抹在石壁上，使墙壁光滑如纸，最后将白灰层敷在泥皮上，这是绘制壁画的基础。

塑匠专门负责窟内塑像的制作，他们一般用木条或石胎做骨架，再用泥土来塑型。

塑像的内胎完成后，彩绘的工作就交由画匠团队来完成。

彩绘工匠们用的是事先准备好的矿物颜料。

他们将矿物粉碎，用清水研磨成不同颗粒度的色浆，再混以植物胶，就做成了敦煌画匠最常用的颜料。

工匠的笔下，朱砂的红色、雌黄的黄色、青金石的蓝色和云母的白色流淌出来，一幅幅瑰丽的壁画徐徐铺开。

敦煌的画匠一般为集体作业，也有一两名画家独立承担并画完一座佛窟的。

敦煌第220窟从风格上来看，似乎是以同一个人的粉本起稿，由多人上色完成的。

李工观察了石窟的四壁，向石窟负责人道弘建议，是不是按照长安的粉本样式来绘制翟家窟？

这样，一定会给敦煌带来最能代表大唐风格的壁画，这也是李工愿意留下来的目的。

看过李工的草稿之后，道弘完全赞同他的建议。

他们共同确定了洞窟的设计方案：

在洞窟东、南、北壁分别绘制维摩诘经变、西方净土变和药师经变画。

那些来自中原长安的画工们将因为他们在莫高窟第220窟的创作，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带来巨变。

这也将结束传统地方艺术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在这个历史长河的节点上，敦煌石窟艺术显示出非凡的创造性。

唐代的壁画以规模较大的经变画为主，几乎将整个佛经的复杂内容绘制成为一幅画，基本上改变了魏、隋壁画那种横幅连环故事的结构方式。

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

所谓净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一个鸟鸣花香、四季如春的地方，佛陀在这里说法，聆听到真理的众生则享受无限的快乐。

李工开始在翟家窟南壁描绘他的西方净土变——

在巨型水池的中央，阿弥陀佛坐于莲花宝座上，周围拥绕着的众多菩萨正在悉心聆听，化生童子游戏其中，空中乐器不鼓自鸣，地下舞伎翩跹。李工用鲜艳明亮的色彩，流畅而精湛的线描，勾勒出歌舞升乎、华丽灿烂的极乐世界。

从这幅画中，人们可以看出敦煌的艺术风格进入了全新的中原唐风时代，摆脱了印度、波斯的影响后，敦煌艺术完全独立成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正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所说：

220窟的壁画“构图设色都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装饰绘画”。

当李工在石窟北壁所绘的药师七佛经变画慢慢成形的时候，观者无不为其构图的新颖、气势的宏大所惊艳。

画面中央的水池碧波荡漾，莲花盛开，水池之上有一宝台，以琉璃铺地，流光溢彩。平台上一字排列七座莲台，每座莲台上站立着一尊药师佛，合为药师七佛。

自东晋译出《药师经》后，药师信仰便开始在我国萌生和发展。

药师经极具现实意义的宣传，得到了上迄王公、下至平民的一致信奉。

在药师佛的两侧分立着身着天衣、头戴宝冠的协侍菩萨。宝台下方是奏乐、歌赞，供养药师佛的歌舞伎乐。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认为：敦煌的艺境是音乐意味的，以音乐舞蹈为基本情调。

当人们注目于这幅壁画，沉浸在由光轮、衣带、波浪般的纹理组合成的广大繁复的旋律中时，仿佛真的可以聆听到宇宙的音乐。

有专家辨认出，这些舞者脚踩小圆毯、衣带飘舞、急转如飞，她们的舞蹈极可能就是在唐代盛行的胡旋舞。

随着唐太宗对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强力管控，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渐繁荣。

来自中亚的风俗开始传入中原，胡旋舞风靡一时，“人人学圜转”成了大唐的风尚。

今天，胡旋舞已经失传，而在敦煌，胡旋舞却凝固在了石窟壁画之中，令人遐想无限。

在莫高窟第220窟北壁所描绘的盛大舞蹈场面中，还出现了大型的灯树，这一场景与长安等地上元日赏灯的情景十分相似。

唐朝诗人张说在《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中写道：

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诗中记载的是上元日长安城踏歌灯的盛大场景，其中的灯轮恰是两种：分别是西域式的“灯轮”和中土式的“金阙”。前者为圆形，后者为方形，正是第220窟壁画所反映的形象。

上元夜，长安城中灯楼齐明，来自异域、风情万种的“胡旋女”舞动长裙，人们在歌舞升平、热闹非凡中享受无限的快乐。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的壁画，将李工记忆中长安的景象永远记录了下来。

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认为翟氏家族的220窟营建工作先后长达20年时间，虽然此观点有待进一步探讨，却可以从中看出洞窟营建工作的艰辛。

从翟家窟以后，敦煌的佛窟，多被冠以“家窟”名号，每一座“家窟”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

它们是佛教社会化最具体、最深刻的历史见证。

洞窟主室西壁龛下的墨书“翟家窟”三个大字，强烈反映出洞窟营建的家族观念与思想，佛窟成为了家族财富的一部分，世代相传。

翟氏家窟也成就了那些无名的绘画工匠。

李工在这里画下了自己在长安磨炼多年的帝王形象。30年后，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问世，被世人尊为“神品”。而李工却湮没在历史当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的双重感召下，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创造出了220窟的惊人作品，这是莫高窟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当李工最后一次走进这座他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的洞窟时，他或许悲欣交集。

许多曾经的同伴随军参战，或伤或死。

他在洞窟壁画中表现了“九品往生”的情节。意在为亡者祈福，使他们往生净土。

虽然远隔千里，但敦煌与河西走廊始终跟中原王朝息息相关。

当“安史之乱”令唐帝国由盛转衰之后，敦煌也没能逃脱厄运。

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崛起，攻陷河西走廊，对这里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统治。

公元848年，敦煌百姓起义，夺回河西走廊。生活恢复平静以后，翟氏一族在220窟的故事又开始了新的篇章。

翟奉达，翟通的9世孙，唐末五代敦煌人，历法家。

公元925年时，翟奉达的父亲、兄长已亡故，特别是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也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翟奉达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决定重修先代的洞窟为家族祈福。

此次重修时，翟奉达把自己和亲人们的画像画在了石壁上，并在甬道的另一面工整地写下了“检家谱”，它详细记载了家族经营家窟近300年的历史，成为了今天的人们理解敦煌石窟营建与日常管理的文献证据。

中国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与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融合，获得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到了隋唐时期，这种混血艺术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从而酝酿出中国美术的黄金时期。

吴道子，正是这一时期最为传奇的画家，他所绘制的线条既柔软又强劲，为后世的画工创立了示范性的粉本，被称为“吴家样”。

传说中的画圣吴道子的画已经没有留存于世的了。

而今天，第220窟的壁画被公认为具有“吴带当风”、“满壁风动”的“吴家样”神韵，成为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学习的范本。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敦煌营建的黄金时代。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修建的，以220窟为代表的现存127个洞窟，集中反映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间，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据记载，敦煌石窟数量曾达千余个，现共存812个，单是吳局詹就有735个，其中，492个洞窟中留有壁画或塑像。共保存了壁画45000多平方米，历代彩塑3390身，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10余座。

莫高窟跨越了众多的王朝，最终形成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圣地与历史文化宝库。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道士王圆箓无意间打开了封闭近一千年的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窟内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古代文物5万多件。

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离开了敦煌，6600余卷藏经洞文物和368张莫高窟照片被他一起带回了法国。

莫高窟——这座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宝库自此蜚声世界。

以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艺术、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也因为这些经卷的发现和研究，开始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而形成敦煌石窟群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穿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上处于独特的枢纽地位——

它是西去的分叉点，也是东来的住泊地。

由此，造就了这里商贸往来的兴盛景象和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切磋交融，并最终成就了敦煌莫高窟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以及在世界艺术宝库中的巅峰地位。

公元前138年·西汉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

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里气氛不同寻常。—个使团即将出征。

朝廷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

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

这一年，他们都很年轻——刘彻19岁。张骞27岁①。

对于距今2100年前的这个帝国来说，

“西域”，无疑是个风险重重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张骞一定知道，西去的路上必定充满艰辛和不测。

但他无法知道的是，当他转身的那一刻，这次起伏跌宕、险象环生的出行就将注定被载入史册。

而河西走廊，也将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西北至东南走向的省级行政区划。

甘肃省，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份，形状犹如一支如意，它的中段，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

这条通道东西长约12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侧是祁连山脉，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

因为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于是被人们称作——“河西走廊”。

东起乌鞘岭

西至星星峡

它的形成，源于数亿年前的一次地壳剧变。

欧亚板块因为印度次大陆板块的撞击而缓慢隆起，形成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庞大的地质构造体系：青藏高原。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弧形山脉被顶推隆起，这，就是祁连山。在祁连山脉的北麓自然形成了这条咽喉般的狭长走廊。它南北沟通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东西连接着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

青藏高原的隆起，切断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使西北地区形成了大片的戈壁荒漠。但幸运的是，在来自太平洋季风的吹拂下，丰沛的山区降雨使祁连山成为伸入西北的一座湿岛。祁连山脉覆盖的积雪和史前冰川融化，形成了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河水奔涌而下，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河西走廊。在黑河的东西两侧是石羊河和疏勒河，这三大水系滋养了片片绿洲，成为孕育生命的摇篮。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后来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注定要从这里穿过。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经略、经贸促进、文化交融的宏图大梦。对于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为辽阔的西部是他们不变的梦想。

这个梦想的开端，源于两千年前一个帝国的开拓。

公元前141年。西汉。公元前141年，作为汉帝国创始人刘邦的重孙、汉景帝刘启的第十子，年仅16岁的刘彻登上皇位。此时，汉帝国已经运行了64个年头。

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铲除了异姓王。平定了刘姓诸王叛乱，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经济上休养生息，国富民强，充满活力。

但是军事和外交的羸弱却让这个国家被北方的匈奴王朝袭扰和压制了几十年。

年轻的刘彻自登基的那一天起，就踌躇满志地开始谋划如何经营自己的国家。

此时，他的国家，向东是大海；西南方向是犹如天然屏障般的青藏高原；向北和向西都是强大的匈奴势力。匈奴，始终是东亚大陆诸国的噩梦。

他们曾经是亚洲大陆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游牧部落，成为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可怕力量。

这是一个由众多游牧民族逐渐演变、融合而成的部族，发祥地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

从先秦时代开始，他们一批批地从蒙古高原冲出去，无所顾忌地劫掠安定富庶的农耕国家。

秦末汉初之时，趁着中原形势混乱之际，匈奴杰出的军事统帅冒顿单于杀父自立，驱逐东胡、月氏等邻族，一统大漠，建立起庞大的匈奴王朝。

也正是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匈奴王朝勾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可以控制的地域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羌、氐相接，北达贝加尔湖，南抵河套及今山西、陕西北部。

这个王朝雄踞在高原大漠之上，俯瞰着东亚腹地。他们兵锋南指，成为汉帝国最强悍的敌人。

公元前201年，一支匈奴骑兵突然包围了马邑城，随后又南扰太原。刚刚统一全国的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营救，不想却被困在冰天雪地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虽然军中猛将谋士如云，“马上天子”久经沙场，却险些全军覆没。

“白登之围”是汉匈正式交锋的第一战，竟以如此惨败的结局而告终。

这是汉高祖刘邦始料不及的。一统天下的豪情化作英雄迟暮的伤感。

为了休养生息，刘邦只能被迫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同时每年还要源源不断地送给匈奴大批生活物资。

但是，匈奴带给汉帝国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无奈的屈辱已经延续了五代皇帝，年轻的刘彻决心改变这一切。

就在汉武帝刘彻登基不久，一名匈奴军官被汉帝国边境部队俘获。

通过对这名军官的审讯，刘彻得到这样一条情报：

当时河西走廊形势混乱，被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所控制，其中比较大的是月氏和乌孙部落。月氏部落赶走了乌孙人，而匈奴单于进入河西走廊后又杀死了月氏的领袖，甚至把他的头颅做成酒器。

新的月氏王渴望报匈奴的杀父之仇，但力不从心。

于是，月氏人只好向西迁徙。

刘彻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假如能联合西域的月氏，形成东西方向的联合夹击，必定可以打败匈奴。

遗憾的是，在年轻的汉武帝麾下，几乎所有谋臣武士，对遥远的西方世界一无所知。

但他们知道，向西渡过黄河之后，有一条河西走廊可以通往西域。

一个解除来自北方匈奴威胁的战略构想被提上汉帝国的日程表：

汉武帝决定公开招募愿意冒险出使的人，穿过河西走廊，前往西域去寻找月氏部落，说服他们和汉帝国东西夹击，赶走匈奴。

但是，作为此时中原通往西域的唯一交通要道．河西走廊控制在匈奴王朝右贤王部的浑邪王与休屠王手中，而且月氏西迁后的下落也无人知晓。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许出使的人还没有走到西域，就会被匈奴人杀掉。

但还是有勇敢者站了出来，他就是27岁的陕西城固人，张骞。

张骞是汉武帝首创察举制之后被推举出来的孝廉，并且刚刚成为帝国宫廷中的侍从官，也就是汉武帝的宫廷侍卫、朝廷行政事务见习官。

张骞觉得出使西域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也是一件对中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汉武帝非常高兴。

他不仅亲自为张骞挑选了勇士随行，还让一个归顺的匈奴人堂邑父给张骞做向导和翻译。

临行前，汉武帝刘彻在甘泉宫隆重接见了张骞。

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担当这样的重任，汉武帝有气量，没把握。

这里是祁连山脉中段一条长约28公里，贯通南北的大峡谷——扁都口。

今天，扁都口仍然是由青海进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两侧山势陡峭，奇峰耸立，发源于祁连山脉黑河水系的大大小小20多条河流，沿峡谷蜿蜒而下。远近的牧民在此放牧，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两千年前，张骞和他的使团渡过黄河后，就是由这里进入河西走廊的。

当张骞使团走出了扁都口的葱郁山林，来到河西走廊的茫茫戈壁之中时，他们距离帝都长安已经1000公里了。

对于长期生活在富庶汉中平原上的张骞和他的使团来说，尽管对于穿越这条通道的艰苦与险恶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但随着日渐深入河西走廊，他们还是感到了自然环境的压力——

戈壁坚硬，黄沙漫漫，阳光炽烈如火一般燃烧，走上很远才能看见一片绿洲和稀疏的人烟……然后又是荒漠，戈壁，劲吹的风沙铺天盖地……危险无处不在。

要找到月氏部落，就只能冒险穿过匈奴人严密控制的这条通道。

而强大的匈奴王朝与中原王朝的对立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若是不幸撞到匈奴士兵，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平静的午后，在炎热的戈壁滩上，伴随着呼啸声，剽悍的匈奴骑兵冲到了眼前。

没有任何悬念，张骞和他的使团被俘虏了。

在被押解的漫漫路途中，他们惊恐交加，饥渴难耐，体力严重透支，不断有人倒下。

他们被押送到匈奴王庭，即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去见当时的匈奴王——军臣单于。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使团打算前往月氏部落之后，阴沉着脸对张骞说：

要是我们穿过你们国家去南方的越国，你们会同意吗？

张骞自知理亏，无话可说。

毫无疑问，等待他们的结局必定凶多吉少。

公元前135年五月。权倾一时的太皇太后窦氏去世。

这一年，刘彻22岁。

张骞出使西域已经3年了，没有任何音讯。此时，张骞仍被困在匈奴营地。

三年前，当他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抓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准备。

但匈奴人并没有杀掉这些俘虏。他们希望能从张骞口中套取更多关于汉朝的情报，并试图说服他和他的使团为匈奴效力。

张骞拒绝了。他的不合作与不妥协导致他长时间失去自由，被匈奴士兵软禁。

但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近距离熟悉和了解匈奴王朝日常生活与军队备战的机会。

在匈奴人的营地，张骞发现，这个民族有着不那么严密的军事组织，但是他们却具备在当时来看更先进、更具攻击力的军事装备与战术，特别是他们的骑兵。

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平时是作为交通工具，战时则成为战马。

匈奴骑兵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来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轻便也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战斗中既机动灵活，又有更强的攻击性。

貌似归顺的张骞让匈奴人感到自己的策略是奏效的，于是他们渐渐放松了对张骞的戒备与管制。

这也或许是因为张骞的性格和为人。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述：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

但是，匈奴人并没有放弃对这个来自中原王朝官员情感瓦解的努力，经由单于撮合，张骞娶了一个善良的匈奴女子。

这是张骞在单调枯燥的戈壁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尽管所有的历史典籍里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穿越两千年的时空，我们依然相信，或许正是这段爱情带给了张骞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时间在缓缓流逝。

被长时间滞留在匈奴人军帐中的张骞对于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在匈奴人眼里，祁连山是神圣的，匈奴语中的“祁连”就是“天”的意思。

这片神圣的土地曾是月氏人的家园。

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河西走廊丰美的水草，培育出优良的战马。拥有了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和速度，这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尤其重要。

从公元前201年开始，野心勃勃的冒顿单于就不断领兵南下。

不堪袭扰的月氏人被迫西迁。

从此，祁连山与河西走廊成了匈奴人的天然牧场。

他们由此握住了一把直插汉帝国西部边境的利剑。

汉武帝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

他时常梦到西域，梦到匈奴，血腥的厮杀，枪刺与马蹄，他试图冲破重围，但毫无希望。

此时已经是公元前133年春，张骞出使西域的第5年。

汉武帝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等待张骞使团的消息。他召集群臣，就如何应对匈奴的战略进行廷议。

5年来，汉武帝锐意改革，大力削藩，巩固中央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在军事上，他严厉督促各地行政官员广泛搜寻并储备良马，选拔卫青、公孙敖等一批年轻军官展开军事训练。

汉武帝刘彻决心已定，即或是张骞杳无音讯，或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要开始对匈奴的反击。

这次廷议中，汉帝国的文武大臣们一致同意停止执行先帝们奉行的防御战略，反击匈奴。

汉武帝刘彻计划亲率30万大军，以和亲为诱饵，在马邑围剿前来迎亲的匈奴部队。

虽然这次被称为“马邑之谋”的军事行动由于消息泄露而被迫中止，但汉帝国自此揭开了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

刘彻，这位年轻气盛、胸怀宏图大略的皇帝，将把汉帝国快速带入一个开疆拓土，威仪天下的崭新时代。 一幕围绕争夺河西走廊的政治谋略与军事行动的大戏逐渐走向高潮。

“马邑之谋”过去4年后。 公元前129年，当匈奴又一次对汉帝国的北方发起袭击的时候，汉武帝决定派出四路大军回击匈奴。 这是汉帝国面对匈奴袭扰的第一次全面反击。 但结果却是，四路大军中一路无功，两路折损，唯独车骑将军卫青领衔的一支，出其不意地深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并且在汉帝国历史上首次俘虏了匈奴将士近千人。

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龙城之战”。 这让汉武帝感到振奋。

但另外三路大军的失败，却让汉武帝陷入沉思。 对于匈奴的不了解和缺乏必要的情报成为了更加迫切的问题。

9年前，当他选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他满怀期待。 此时，杳无音讯的张骞不知是否还活着？ 时光匆匆，转眼间，张骞已经在匈奴的监管下生活了9年。 9年时光，足以磨灭一个人的雄心壮志。 只有细心的匈奴妻子会发现，张骞偶尔会眺望东方。 那一定是长安，是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汉帝国交给他的使命。

一个平常的日子，张骞带着自己的随从堂邑父像往常一样外出打猎。

但他的匈奴妻子还是察觉出一丝异样。

她知道，此一去，自己的汉人丈夫将不再回头。

张骞和堂邑父穿着胡服，穿越匈奴人的关卡一路狂奔——但他并不是要回长安，而是选择了继续西行，完成汉帝国交给自己的使命。

此时，月氏人早已在匈奴的数次打击下，分裂成两支一大部分月氏人选择西迁，他们背井离乡，途经大宛，迁居到中亚阿姆河流域，他们被称作大月氏。而少数则留在敦煌南山地区，与羌人杂处，被称作小月氏。

当张骞得知这一消息后，毅然折向西南方向，继续寻找大月氏。他们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经过库车、疏勒等地。

这是一次艰险的跋涉。

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张骞他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

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沙漠。

两千年前，张骞和随从堂邑父曾经从这里穿过，前往西域。

茫茫无际的沙漠中时而飞沙走石、时而热浪翻涌，今天的我们依然无法想象，张骞是如何在强大的信念支撑下，横穿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大月氏的。这相当于从今天的内蒙古，走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当大月氏王见到这个来自遥远中原的汉人时，他格外地惊奇和钦佩，但对汉武帝联合攻击匈奴的提议并不感兴趣。

他告诉张骞：这里土地肥沃，大月氏部落已经逐渐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安居下来发展农业生产的状态，已经无意东还。

张骞在大月氏滞留了一年多，再三邀请大月氏王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

尽管他感到有些失望，但他的内心深处依然觉得不虚此行。

他途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西域数国，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深入了解了西域社会。

这里人们的风俗习惯以及草木、畜产都与中原不同，更有一种名为汗血宝马的优良马种，高大俊朗，绝非中原所见。

如果能够打通河西走廊这条沟通汉帝国与西域的咽喉要道，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就可以畅通无阻，汉帝国的视野也将更加开阔。

带着这样的想法，张骞决定尽快返回长安。

为了避开匈奴控制区，张骞决定改变路线，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遭到匈奴人的拦截。

他们再次翻越帕米尔高原，沿昆仑山北麓，经莎车、于阗——也就是今天的和田。迂回北上返回长安。

意外的是，此时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

张骞实在是时运不济，再次成为匈奴骑兵的俘虏。

这一次。张骞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但，令人惊奇的是，匈奴首领再一次宽恕了这个逃跑的汉人使者。

在匈奴人的营地里，张骞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妻子——那个善良的匈奴女身边。

公元前126年春②。

匈奴军臣单于病逝，张骞抓住机会，再次出逃。

这一次，匈奴妻子义无反顾地和他一起踏上了东归的行程。

从甘泉宫出发那一刻算起，一个13年来杳无音信、几乎被遗忘的男人，突然像穿越时空一般，活着回来了。

当这个男人再次望见巍峨的长安城时，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公元前126年，张骞从遥远的西域神奇归来，京城为之轰动。

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当年出使的使团，今天回来的也只有他和堂邑父、匈奴妻子，还有他带回来的西域地图和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张骞将西域诸国丰富的物产、奇异的风俗，以及山川地貌，向汉武帝和众大臣做了详细汇报。

张骞的讲述，让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所有人都听得入了迷。

张骞13年起伏跌宕的出使经历，对于汉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地理大发现。

这位探险家的独特经历及其一番域外奇谈，立刻引起汉武帝的强烈兴趣，并被史官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成为后人了解西域最宝贵的资料。

司马迁称赞张骞通西域的壮举有“凿空”之功，绝非妄言。

张骞的所见所闻让地处亚洲东部的汉帝国视野大开，他们的目光已经可以越过巍蛾的崇山峻岭，穿过河西走廊，看到了西域、中亚、南亚，一直到罗马帝国。

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那么振奋。

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

但跟随张骞的匈奴妻子在历史典籍中鲜有提及，我们只知道，一年后，她染病故去。

在漫长而艰辛的出使西域途中，因为这个女人，张骞不再孤独——两千年后，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这将是汉帝国随后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也使汉武帝最终坚定了打败匈奴的信心。

这些宝贵的情报使得汉帝国与匈奴人的决战不再是一场盲目的复仇。

尽管距离分出胜负还为时尚早，但打通河西走廊这条通往西域的必经通道，斩断匈奴右翼，并且让它永远成为帝国的一部分，成为汉武帝的国家战略。

3年后。

公元前123年二月到四月。

已经晋升为大将军的卫青率六路大军先后两次进攻匈奴。

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军衔跟随卫青出击漠北。

张骞利用他熟悉匈奴军队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地理知识的优势。为汉朝军队做向导，指点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战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

“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③。

张骞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河西走廊也因此记住了这个坚忍不拔的探路者。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个星球的亚欧大陆上，几个国家的兴衰故事正在轮番上演——亚洲西部的恒河平原，古印度的孔雀王朝刚刚落下帷幕；

波斯，生机勃勃的安息王朝正在崛起；

而在欧洲南部，一个名叫“罗马”的伟大国家已经诞生。

历史的巧合，让罗马的东征与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汉帝国的西征，在几乎同一时期遥相呼应。

此时，汉帝国与匈奴的对决已愈演愈烈。

打通河西走廊，挺进更加广阔的世界正成为这个中原帝国越来越清晰的宏阔梦想。

勘误：

①张骞27岁——张骞的年龄史无记载，此是推论。

②公元前126年春——军臣单于死于公元前126年冬天，不是春天。秦汉时代以十月为岁首，一年的季节是冬春夏秋，故公元前126年春发生的事在冬天之後。

③“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此误，博望是地名，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北六十里，汉代侯爵皆赐封邑，其号都是地名。

河西走廊风云

文 冯晓莉 2018年10月6日

最近，看到新闻上提到“一带一路”五周年纪念，想来真快，2015年，我在美国访学，问美国的教授有关一带一路的话题，他们居然很蒙圈，让我备感意外，而今天，一带一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唱响，并成功引起了美国的敌（ji）视(du)，憋着劲和我们打贸易战。

国庆期间，用了三天的时间，观看了央视制作的记录片“河西走廊”Hexi Corridor，重温了历史上丝路要道颠荡起伏，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以此来呼应和认知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

这是360百科上对河西走廊的描述：河西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长约9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称甘肃走廊。因位于黄河以西，又称河西走廊。

找一张更形象的图

看纪录片的过程中，我不禁想起几年前我从嘉峪关一路向西考察甘肃新能源发展主要是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过程。当从飞机上俯瞰下方，一毛不长的戈壁大漠时，心里想这地方还能生活？庆幸老天保佑没有让自己出生在这篇荒芜人烟的戈壁滩上，记得当时还用手机写了一段感慨的话，虽然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

这次完整的观看记录片，让我系统的了解河西走廊的历史，战略意义和价值。真可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结论不可轻易下达哦。

开 拓

对河西走廊第一次进行宏大经略的是汉武帝，他的初衷是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当时河西走廊区域都是匈奴的领地。当汉武帝听说这个在西边远方有匈奴的敌人月之。他决心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找月之并说服月之联合攻打匈奴。张骞这一走就是13年。其中在去的路上被匈奴人俘虏，并为他娶了匈奴妻子。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十年留居，张骞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抓住机会逃跑了。他们穿上胡服，混为匈奴人，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他跑出军营，并没回到长安，依然向着西方行驶。漫漫的黄沙路，挡不住他心中的执念。当他再次从西域回归时。已经将西域的地形、人情社会等了然于心。在回来的途中，张骞又被匈奴人囚禁，但他还是跑了。他要向汉武帝，禀告自己的使命。当汉武帝以为张骞已经在茫茫岁月中消失的时候，他站在了他的面前。所谓的信念感即是如此。

张骞给汉武帝带来西域的地图、人情风貌时，也给他带来了希望。虽然月氏人已经偃旗息鼓，无心报仇，不愿和汉帝国联合攻打匈奴，但这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汉武帝知道了河西走廊的地形地貌和战略地位，他需要拿下这一片战略要道，打开帝国更广阔的疆图。这时，英雄出现了。如果说张骞给了汉武帝希望，那么，这个人就帮助他实现了愿望。他就是霍去病，少年英雄，仅仅的23年韶华，两次重大的战役，他让河西走廊彻底纳入汉帝国的疆土。为汉帝国经略西域，走向世界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甘肃兰州霍去病雕像

匈奴人失去河西走廊后，不禁悲鸣而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汉武帝在取得河西走廊后，设立的河西四郡并实行军屯制， 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武功军威；张国臂液，以通西域；城下有泉，其水若酒；盛大辉煌）彰显了他的宏伟志向和威武。这四个连成一线的郡县，至目前还保留了武帝之命名，在岁月的磨砺中，辉煌衰落兴起。

当汉武帝将河西走廊牢牢的控制在汉帝国的手中时，河西走廊的经贸文化宗教交流价值便开始凸显，东西方的人们开始活跃在这条连接中原和西域的走廊，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汉人被世界认知，汉族便成为我们的名号。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他率领300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流沟通建立起来。

积 淀

400多年后，汉帝国分裂了。在中原战乱纷争之时，世家高族在思考一个的问题是生存还是灭亡，生存向哪里去？由于河西走廊远离中原的纷争，经过汉帝国四百多年的经略后，这里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成为中原士族出走的选择之一，庇佑了迁徙至此的儒家学者。汉朝官学儒家经学便随着这些士族在这里生长积淀，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扎下根脉。永嘉之乱后，这里更是成为儒家发展的繁荣之地，并最终反哺中原，成为隋唐文化和制度的重要根源。同时随着西域佛教的传入，佛教普度众生，远离苦难的宣扬，更加切合了战乱时期人们对和平和幸福的向往。出了敦煌，一望无际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让出使这里的人们生死未卜，回来的人们，则感恩于佛祖的保佑，于是“佛祖保佑”的佛教文化在河西走廊被人们所接受，信仰，并与儒家文化交融，形成了河西走廊的文化底蕴。

郭荷、郭瑀、刘昞一脉相传的儒家隐士，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群，临松薤谷便是这一时期儒家在河西扎根发展的写照，被称为“陇右学宫之冠“的武威文庙更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发展繁荣的见证。

武威文庙

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

在那个天下分崩、豪杰并起的年代，他们不仅见证了河西五凉政权的百年风云，更牢牢坚守着一份属于学者的灵魂净士与儒学传承的使命。他们开办规模浩大的私学，与政府官学相辅相成，教育与著述并重，造就了五凉时期河西儒学昌盛的景象。

河西走廊因此成为中国北方的儒学文化中心。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儒家学士的开凿石窟，本为修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片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河西走廊上儒家与佛教两大文明交汇的见证。

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人们更加渴望有一位神灵庇护他们的安危，于是佛教便在河西走廊兴盛起来，并传入中原，为处于中原动荡的百姓带来精神上的安慰。

天梯山石窟

丝 路

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近400年魏晋南北朝分裂、对峙局面。在经过段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隋帝国引来了史上最强悍最冒进的皇帝隋炀帝杨广，尽管历史上对这位短命的皇帝褒贬不一，但是影响中国历史的几件大事，都是这位充满雄(ye)心(xin)的皇帝所为，其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修建隋朝大运河 ，营建东都、迁都洛阳，成为后世财富。

大业五年（609年）年初，自信爆棚的隋炀帝向朝廷的文武百官宣布——他要西巡河西走廊，顺便在西巡途中亲征吐谷浑，而且要邀请西域诸国首领在那里共同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他的宣布震（xia）惊（sha）了文武百官，但是，他成功了。

公元609年三月，大业五年，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官员、嫔妃、侍从以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途经扶风，在临津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渡过黄河，两个月后，来到青海的乐都县。在这里，隋炀帝带领大军展开了对吐谷浑的全面进攻，势不可挡，吐谷浑部落十余万人投降。此战之后，吐谷浑再也无力威胁河西走廊。杨广再次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原帝国的掌控之中。

当年，汉武帝也仅仅是在黄河岸边向西远眺，而隋炀帝将成为第一个踏足河西走廊的皇帝。

邀请诸国首领在中国的土地上聚会，更是自古第一次。这应该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了”吧。

公元609年六月，大业五年。

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城外的焉支山下，一场盛况空前、云集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和代表的贸易盟会拉开序幕。盛会的主持者自然是来自中原的皇帝，西域各国的使节和首领、商人和平民一齐涌入张掖，渴望一睹中原皇帝的风采。

整个张掖成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盛况超前，人群延绵几十里、这样的景象持续了一个多月。宣泄着中原帝国的万丈豪情。

一千多年以后，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风尚。风尚的源头也许就是在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

这次西巡，让中原王朝与丝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得以全面恢复，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里程碑，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中原连接世界的重要通路，瓷器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的从东土运往西域，西方的珠玉、珍玩、葡萄、核桃、良马。又从这条绵延的丝路等运抵长安、洛阳，并且在大唐帝国时达到鼎盛。

世界如此美好！

张掖焉支山世博会遗址

很多年以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 - meine Reise - Ergebnisse）中，回望这段历史，他也许也被这段历史所打动，而形象的把这条链接东西贸易的大通道称之为“丝绸之路”。

沉 寂

唐灭亡后，华夏的中心逐渐向东部转移，国都从洛阳、南京，到北京，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随着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世界的目光转向了海洋，一个个海洋强国彼此兴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至日不落英帝国达到鼎盛。海洋运输的效率和规模远非陆路的驼队所能及，古老的丝绸之路逐渐开始凉凉。

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垄断扼杀生机，滋生寻租，生意越来越难做，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小，民间的贸易几乎不在，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明朝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和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以河西走廊为主要脉搏的丝路就这样的沉寂下来。

虽然明成祖朱棣也曾经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但其重点不在经贸，而是彰（xin ）显(xu)国威和寻找那个失踪的皇帝建文帝朱允炆。

宋明时期，中原地区的主要危险来自于北方的蒙古、契丹、鲜卑和女贞。河西走廊的军事战略地位也在下降，走廊开始了全方位的安静和衰落。随着明朝西北防线逐步收缩，河西走廊因闭关锁国渐趋沉寂。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此时的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手中。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囿于东部沿海日本侵台的压力，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

关键时刻，英雄出现。

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这个关键时刻，慈禧没有糊涂，她站在了左宗棠的一边。

为对付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筑路保通畅，左宗棠下令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看到西北大漠，气候干燥，寥无生气，他命令筑路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左公柳”就此扎根于河西走廊，为穿行在这里的人们庇荫造福。

公元1880年5月26日。68岁的左宗棠抬棺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用了三年时间，收复新疆。

新疆安，则中原安。河西走廊是咽喉。

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眺望远方，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热情探（qin）索（lue）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丗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西方世界对这片土地探究的热情远超于积重孱弱东亚王朝。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复 兴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的中心开始转向西方。航洋航路的拓展实现了全世界各大板块的连接，世界开始了“全球化”。

英国的工业革命将世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变了人类生产的方式，人类开始了第一次产业升级。财富的创造效率大规模提升。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演讲中提到：人类有250万年的历史，根据伯克利大学教授德隆的研究，人类在99.4%的时间里，大概是公元一万三千年前，达到了人均GDP的90国际元；而到1750年，也就是又过了0.59%的时间，达到了180国际元，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但在过去万分之一的时间，从1750到2000年，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了6600国际元。可见，人类在近200年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以往创造的财富总和要多上许多倍。

河西走廊在新中国工业发展中，再一次贡献了力量。

玉门石油、嘉峪关铁矿、金昌镍铜都在共和国的工业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金昌镍铜矿坑

古老的大地在贡献了繁华丝路之后，又开始吐露胸怀，淘尽内腹馈赠华夏。

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考察时，参会的当地人员自豪地说：河西比河东好，虽然看着荒凉，但是，我们有资源。当时因为考察新能源，所以一路上听到的都是风（力）光（照）资源，印象很深的一首城市宣传歌曲，歌唱的就是无限的风光资源。

沿着河西走廊，五大发电集团，纷纷涌入这片戈壁滩，一片片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厂矗立在戈壁摊上，吸允着自然的力量。

铁路的出现，又一次为陆上沟通提供的机会。特别是随着中国高铁事业的蓬勃发展。河西走廊再一次凸显了它的价值。

查看了一下河西走廊的铁路建设：1962年，兰新铁路全线竣工，全长1903公里，是新中国投资建设的一条最长的铁路干线。1990年9月，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穿过河西走廊，全线贯通。2014年岁末，横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兰新高铁全线通车。

古往今来，打造并维护这条交通动脉，始终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同时，在这条走廊上，西气东输、西油东送、西电东输的能源大通道成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进行，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河西走廊，这条横贯东西、扼控咽喉的超级通道，再次迎来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但是，走廊区域本身复兴，任务是艰巨的。

一是去中心化。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传统时代的通路地位正在逐渐下降，陆路、海路、空路、网路并行，高铁的发展，与传统驼队公路运输需要沿线补给不同，难以形成资源和人员的聚集，也许就是过路。

二是贫穷。甘肃省2016年GDP为7152亿，仅仅比山东省烟台市6925亿元略高一点点。人均GDP仅27505为元，居民年人均收入为14670元，两项数据都居全国倒数第一。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等所有城市GDP加起来尚不足江苏省宿迁一市的GDP。前几年震惊民众，28岁农妇杨改兰因为贫穷而绝望的杀死自己四个孩子后自杀的事件就发生在甘肃康乐。

三是生态问题。自明清以来人口的增加、农牧的过度开垦、对祁连山的破坏、地下水的过度开采等严重恶化了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环境。提到甘肃，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沙尘暴和茫茫戈壁。

这些问题考验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考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展望未来，衷心期望这一片历史上的富饶美丽之地，能够逐步恢复生态，能够抓住“一带一路“历史机遇，摆脱农业和工矿业路径依赖，通路价值和区域发展并举，再现辉煌！